高崗吩咐有關人員：凡是毛、劉、周、朱等中央領導人到杭州，一律不要通知江華！毛澤東知道這個情況，對高崗一夥更加惱火。
不久，毛澤東接到高崗寫來的信，信中說，他願意在將要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上做自我批評，請求讓他到杭州來，他要與毛主席麵談。毛澤東拒絕了高崗的要求，回信讓他有事找劉少奇商量，同時又給劉少奇發了信，要他與高崗談他“要商量的事情，可與周恩來一道談，也可加上鄧小平”。
遵照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約上周恩來和鄧小平，分別找高崗談了兩次，找饒漱石談了一次，均無所獲。
劉少奇、周恩來分別與杭州的毛澤東通了電話，報告了高、饒的態度。
毛澤東回電，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予以公開揭露。在這之前，高、饒事件仍是黨內機密。有時，周恩來正在辦公室聽秘書們彙報工作，桌上的紅電話機響了，這是保密電話。周恩來一聽電話內容，知道是有關高、饒的處理問題，他就揮揮手，讓秘書們回避。為了防止萬一，周恩來布置他信賴的兩位中央委員、長期共事的老搭檔陳賡與宋任窮，身上帶上“家夥”。陳賡和宋任窮在陳賡靈境胡同的家中商議著。手槍可是好長時間沒有用過了，不知能不能打響。城裏又沒有靶場，到哪驗槍？還是陳賡點子多，他想到壁爐衝天的煙囪，就將手槍伸到裏麵，對著煙道開了一槍，“還行！”他高興地笑了。雖然“保密”，槍聲還是驚動了院子裏的兒子：“爸爸要幹什麼？是不是要去打獵……”實際上並沒發生什麼意外。
1954年2月6日，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劉少奇受毛澤東的委托，主持會議並做報告，針對高、饒分裂黨的陰謀活動，著重強調了增強黨的團結。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44位同誌作了重要發言，進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高崗和饒漱石分別做了一般性的檢討。
2月10日，周恩來做了《增強團的團結，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長篇發言。在理論分析之後，他結合高、饒的問題，再次誠懇地說：
“我現在先對犯了不利於黨的團結的嚴重錯誤的同誌提一些意見。他們的初步檢討是值得歡迎的，但應該指出：還不完全，還不深刻。我們希望他們能誠懇坦率地繼續反省，來滿足大家對他們迅速徹底改正錯誤的要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以為犯這種錯誤的同誌應該端正自己檢討錯誤的態度。根據我自己的經驗，首先，應該依靠黨。要相信毛澤東同誌領導的黨不僅能發覺我們的錯誤，而且更能指導我們如何認識和改正錯誤。”講到後來，他仍是苦口婆心地開導：
“自己做錯的事，自己總是知道的。有些話，有些事，一時想不起來，多回憶幾次，重要的總會記起來的，同誌們也可以幫助對出來的。”他的話近乎自責：
“拿我來說，我過去對於犯這種不利於黨的團結的錯誤的同誌也是很尊重的，而且把他們估計高了，一旦發現這樣的人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我站在中央工作崗位上也覺得自己有失察之咎，因此，就要更加努力批判和幫助犯這種嚴重錯誤的同誌，要求他們改正錯誤，來補救這個損失……”
可是好心的人們再講，當事者也聽不進去。
四中全會以後，受中央書記處的委托，於2月中旬分別舉行了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7人，重要工作人員40人參加的關於高、饒問題的兩個座談會。
周恩來主持了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並在會上做了總結發言。他深刻揭露了高崗分裂黨和妄圖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種種罪惡事實及陰謀手法，分析了高崗墮落的思想根源、社會根源和曆史根源，教育全黨從中吸取政治教訓。鄧小平和陳毅、譚震林主持了饒漱石問題座談會，並根據座談會所揭發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報告，對饒漱石勾結高崗進行篡黨奪權的罪惡事實、偽君子的特點和曆史上的問題作了揭露，提出應吸取的教訓。
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下，4月至8月又先後召開了東北地區高幹會議，華東局擴大會議，山東分局擴大會議和上海市委擴大會議，進一步揭發高、饒的問題。在事實麵前，高崗不但沒有低頭認罪，反而對黨更加仇恨，先是在寓所開槍自殺，被搶救過來，後又在東交民巷8號他的住所吞吃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饒漱石在座談會上作了初步檢查，但對自己所進行的陰謀活動，仍是避重就輕，實行抵賴。
毛澤東一直記著財經會議的事。
1954年6月3日，毛澤東通知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到他的住處參加書記處會議。薄一波一進門，還沒坐下，毛澤東就當著眾人的麵說：“財經會議及其後相當一段時間，我們對一波同誌是有些誤會的，現在這些誤會解除了。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波同誌是個好同誌。”停了片刻，他又說：“如果高、饒問題沒有揭露，這些誤會可能還難以解除。”
薄一波當即表示：“我確有錯誤，今後還會犯錯誤。”
毛澤東說：“錯誤都會犯，改正了就好；以後再犯，當然還是要批評的。”
至此，薄一波的問題算是完全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