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胡風的文章連連升級時，周恩來曾約胡風談過一次話。
事隔多年，93歲高齡的梁漱溟回憶起與毛澤東的爭論時，不無感慨：“這虛懷若穀的氣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國以後，特別是在他的晚年，那該多好呢！”
重慶談判時，周恩來將胡風介紹給毛澤東
胡風原名張光人，他的筆名胡風從母姓而來。他父母結婚的第一天就向鄰居借米。胡風就出生在父母賴以為生的豆腐房裏。泥土中的童年，目睹了中國黑暗社會農民的悲慘生活，飽嚐了貧困兒童遭受的一切苦難，在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抗爭與發奮的火種，養成了剛毅和倔強的性格。他11歲才上村學，出乎大人意料的是，他的成績特別拔尖。6年私塾後，他考入縣城公立小學，後來又考入湖北省城武昌啟黃中學，受《新青年》和《晨報副刊》上魯迅作品的影響，他開始新詩和小說創作。反映“二七慘案”的小說《兩個分工會的代表》，投寄上海《民國日報》後發表於該報副刊《覺悟》上，這是胡風發表的第一篇作品。
中學時代的胡風已初露其文學才華。由於得不到精神和求知的滿足，他先後轉過多所學校，並從武昌到南京，又從南京到北京，而且從北京大學轉入清華大學英語係，但僅入學數月又退學了。後來，他應邀回到了處於北伐勝利浪潮之中的故鄉———蘄春縣。
蘄春的政權很快落入右派手中，使苦於追求的胡風又陷入困境。1927年，胡風到武昌任國民黨省黨部宣傳幹事，參加編輯鄧初民主辦的《武漢評論》。因刊物傾向進步，僅出兩期即被停刊。後在當地參加了國民黨第三十一軍，任政治部宣傳科長，因不肯去軍部宣講蔣介石的那套“三民主義”，而被懷疑是共產黨，上任僅28天即被軍長撤職了。接著他又在江西省黨部的《民國日報》編副刊《野火》，後因受恐嚇而改名《長天》。不久，因他經常在刊物上發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又被懷疑為共產黨而兩次遭拘捕。幸得政治部主任周壁光保釋，才免於受難。這一時期他創作了詩集《野花與箭》。在南昌無立足之地，他決意東渡日本。在東京，胡風集體加入日本共產黨。1933年，胡風回到上海。在一個極偶然的機會，他認識了左聯女青年梅誌，由此相愛並結成終身伴侶。他先在左聯任宣傳部長，但時間不長，有人散布說他拿國民黨的錢，為共產黨辦事；又有人造謠攻擊他是南京派來的“內奸”，他隻好離開中山文化館，並辭去左聯行政書記的職務，過起了專業作家的生活。在此期間，他與魯迅的交往日深，經常出入魯迅寓所，以中央特科機要通訊員的身份，保持和魯迅的聯係。
1936年10月19日，魯迅與世長辭，胡風參加了13人的治喪委員會，並成為16位抬棺者的青年作家之一。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裏，他撰寫了大量紀念和研究魯迅的文章，成為勇敢的魯迅捍衛者。抗戰八年，是胡風一生中最輝煌、最絢麗的時期，也是他文學上貢獻最突出的時期。他所編的35期《七月》，培養了一大批後來聞名於世的詩人和作家，如賀敬之、蕭軍、蕭紅、田間、艾青、路翎等。這些新人，都是來自共產黨所領導的部隊和地區，形成了一股與時代洪流共進的“新生的時代”。
在抗戰中，胡風作為進步人士，被周恩來安排離開重慶去香港，在香港艱難度日。後來受黨的指示回到重慶，胡風多次參加周恩來召集的文藝座談會。胡風對周恩來的風度和學問非常敬佩。周恩來也很看重胡風提倡革命文學的勇氣和才能，所以在資金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專為胡風重新登記刊物《七月》出資3萬法幣作保證金。1945年重慶談判，胡風趕到紅岩去迎接毛澤東。而後，重慶“八辦”的徐冰專門帶著胡風和馮雪峰，一起去見了毛澤東。在毛澤東下榻的桂園，周恩來將前來的胡風介紹給毛澤東，互相暢談起來。
抗戰結束後，胡風一家準備返回上海。臨行前，周恩來設了晚宴為他們送行。周恩來舉起酒杯，向胡風和梅誌祝酒：“希望在重慶或延安，聽到你們勝利的消息。”
胡風頻頻點頭：“一定，一定！”他們回到上海後，繼續在自己辦的刊物《希望》上發表進步的文藝作品，並到大學中去講演，因而胡風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這時國共兩黨分裂，中共在上海的辦事處撤退，黨員轉入地下。周恩來派人通知胡風，讓他去香港。胡風於1948年11月秘密赴港，然後轉到東北解放區，終於來到了自己盼望已久的晴朗天空下。
建國後，胡風在北京出席了第一屆全國文代會，並被選入主席團。9月，他以文藝界代表的資格，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再次來到毛澤東和周恩來身邊。會後，他難以抑製自己的激情，寫下了“獻給中國共產黨”的長詩《時間開始了！》。抗美援朝一開始，胡風以滿腔熱情創作了《為了朝鮮，為了人類》
鼓動長詩。但胡風的這種熾熱的創作熱情很快被挫傷下去了。
衝突的發生
胡風的主要成就是文藝理論批評，出版過8本文藝理論批評集。通過這一途徑，他培養和扶植了一批作家，形成了自己的文學流派和創作理論。對於胡風的文藝思想，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不同看法。有一段時間，重慶、香港一些文化工作者對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寫真實”有不同意見，發表過一些批評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