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社會動蕩不安和洪承疇初露頭角
洪承疇的青少年時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入衰的時期。朝政、吏治十分腐敗，由於土地高度集中，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流離失所，社會動蕩不安。為使讀者更好地了解洪承疇的經曆和政績，這裏有必要介紹一下他所處的時代。
明中葉以後，中國封建社會的矛盾更加尖銳，封建大土地所有製空前發展，土地高度集中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明王朝皇族、地主兼並土地的手段極多。其中，以皇帝為核心的皇族、勳戚、中官等權貴，依恃政治特權和政治暴力，迅猛擴大各類莊田，是這一時期封建土地兼並的特點。明朝皇莊的建立始於明朝前期的明仁宗朱高熾，他以田園賜予趙王朱高燧，後來相沿為例，建立了一個個皇莊。到明朝後期，這種現象愈加普遍、嚴重，藩王占田最多的時期是明嘉靖、萬曆年間。明世宗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賜給景王朱載圳德安府七處莊田，孝感、漢川四處莊田，達九百餘頃；河南衛輝府、寧山衛田地二百餘頃；開封府、懷慶府房地六百餘頃等，總數在四萬頃左右。明神宗於萬曆十七年(1589)，賜給弟弟潞王朱翊鏐以景王遺下的莊田四萬頃；還以為不足，令諸臣"再查相應地土，不妨數外加給"。後來，神宗的愛子福王朱常洵封到河南，神宗一次就賜予田地四萬頃，河南田地湊不足，又取"山東、湖廣田"為王莊。萬曆三十四年(1606)，四川巡按孫貞一上言中說道，成都平原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的土地，其中20％都為蜀王一府占去。河南開封的周王，兼並土地的結果是百姓"田產子女盡入公室，民怨已極"。時人汪價在《中州雜俎》中有詩雲："中州地半入藩府"，"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這是當時土地兼並的真實寫照。明王朝開國時期，為鞏固朱家天下，明太祖曾大封宗室，隨著時間的遷移，朱明宗室不斷繁衍，這個特殊階層的人數不斷增加。據統計：
洪武時，親王、郡王和將軍一共止49人，至穆宗時，劇增至28924人，視洪武之數為"數百倍"（《穆宗實錄》卷58）。至於皇族的總人數，明初未見具體記載，武宗時，譜牒所載為"100000"（《紀錄彙編》卷204《蒹葭堂雜著摘抄》）。萬曆二十三年，是157000，至四十年，突逾600000（《神宗實錄》卷492）。從祿米的增加看，河南、山東、山西等各王府所需祿米之數，都較之明初多"數十倍"，甚至數百倍。
這樣一個龐大的皇族寄生階層，生產落後的封建社會是很難承受的。到明朝末年，各地僅朱姓封王就有三十五個，他們都成為各地最大的惡霸地主。
土地兼並的手段，除了通過皇帝賜田，還有投獻。一些地方上的豪紳地主，為了討好皇族和官吏，把勢力所及的農民的土地，獻給他們。嘉靖年間（1522-1566），林俊在《傳奉敕諭查勘畿田地疏》裏說道："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這種形式的占地在全國範圍相當普遍。
除了皇室和親王的莊田，大官僚、大地主也無限製地兼並土地。明朝勳戚、宦官依靠同皇帝的親近關係，通過乞請手段占有土地建立莊田。明武宗時的宦官穀大用，占地達一萬多頃。明熹宗時的大宦官魏忠賢，霸占的土地也多達萬頃。崇禎三年，朱由檢的嶽父嘉定伯周奎，一次就"乞給贍地七百頃"。
一般的官宦地主，也拚命兼並土地。《豫變紀略》中記載："縉紳之家，率以田廬仆從相雄長，田之多者千餘頃，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頃"。河南大地主曹、褚、苗、範四家收入，足供明朝九邊支用十年的軍餉。江南地區"豪家田至七萬頃"，農民的土地通過各種方式被貴戚、縉紳之家奪去。結果，"吳中之民，有田者十一，為人佃作者十九"。這種情況在全國大部分地區也多是如此。
廣大農民不僅失去土地，還要承擔沉重的賦稅、徭役。明朝後期，東北的少數民族女真崛起，中原一帶農民起義連綿不斷，軍費開支日益增加，加之統治者的肆意揮霍，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最後竟然"太倉、光祿、太仆銀，括取幾盡"。為了解決財政危機，政府就不斷加派賦稅。嘉靖三十年(1551)，朝廷對江蘇、安徽、浙江等地州縣，增賦一百二十萬，稱為"加派"。此風一開，"加派"接連而來，數目越來越大。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1618)，因遼東對女真戰事吃緊，每畝田增加征銀九厘，共加收賦稅五百二十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