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每年發給生活費，其手續很麻煩，當由各都市、各鄉村分頭辦理，每一都市和每一鄉村，應設立戶籍調查所，把人口調查清楚，確定某人的籍貫，隸屬某處，生活費由原籍的戶籍調查所轉發，即無錯誤了。某處死了一人，即由該處的戶籍調查所查明死者籍隸何處，即通知原籍的調查所，停止他的生活費，旅行在外，生下子女，就地報告該處調查所注冊，將來的生活費，即向該調查所承領，但經申請後，得由所生地的調查所，備文移歸原籍。人是活動之物，轉徙不常，調查之時和發給生活費之時，從生死兩點注意，就可杜絕流弊了。
我們既規定人民有款者當存入銀行，需款者當向銀行借，則各都市各鄉村，都要遍設銀行，人民取款存款，方才便利。政治方麵之組織，是合各鄉村而成為一縣，合各縣而成為一省，合各省而成為一國。經濟方麵，當與之相應，首都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各鄉村設鄉村銀行；各鄉村之銀行，隸屬於縣銀行，各縣之銀行，隸屬於省銀行，各省之銀行，隸屬於中央銀行。金錢是人民膏血，故銀行之分布，當如脈絡一般，使之成為狀，才能流通無阻。私人向銀行借款者，須有擔保人，擔保人須銀行中有存款，足供擔保者，否則以借款者或擔保者應得之生活費作抵押品。銀行與戶籍調查所，關係密切，二者宜並設一處。
施行本章所說辦法，有當慮及者，土地、機器、銀行、國際貿易四者集中於國家之手，全國人民的金錢，俱歸於銀行，政府每年又要發給生活費，國家的權責太大，當局的人，舞起弊來，人民就受害不淺了。如果防弊的方法尚未想好，就冒冒昧昧地著手改革，把土地、工廠等項收歸公有，倒不如不改革，不收歸公有還好點。所以我們要改革經濟製度，當先從改革政治入手，先把政治改革了，把防弊之方法想完善，然後才能說改革經濟製度。隻要在政治方麵，能把孫中山所說的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權完全辦到了，則經濟方麵，無論什麼弊，都可防止了。本章所說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都是預定計劃，不能立即就辦，我們現在第一要著，就是努力去實行這四權，等到人民對於這四權能充分地行使了，再來改革經濟製度，那就無有流弊了。
銀行及戶籍調查所之職員，與夫銀行之監察員，及其他重要職員，由人民投票選舉或罷免。屬於一鄉村者，由全鄉村人民總投票，屬於全縣者，由全縣人民總投票，屬於全省全國者亦然，遇有大事，亦用總投票法公決。例如，原定銀行存款月息六厘，有人提議，應改為四厘，又有人提議，應改為八厘，即將三者的理由，作具說明，公布全國，定期總投票。各人向本地戶籍調查所投票，其旅居異地者，可從郵局投遞，由戶籍調查所開票，總計主張四厘者若幹票，主張六厘者若幹票，主張八厘者若幹票，彙報於縣，由縣彙報於省，由省彙報中央。假定主張四厘者占多數，即改為存入銀行者，月息四厘，向銀行借款者，月息八厘。又如，有人主張各人的貲財不可過多，存入銀行之款，應該加以限製，又有主張不應加以限製。究竟應限製，或不應限製?如應限製，則每人存款，究應至多以若幹為限，可由全國人民總投票決定之。全國是一個大公司，四萬萬人是公司中之股東，人人有切己利害，有分紅息之希望，故投票時，不會受人運動，即使有舞弊者，亦必互相舉發，在公家服務之人，如有侵蝕虧吞等弊，亦必互相稽查。假無發給生活費之規定，人民與國家，不生關係，即使他人營私舞弊，亦不願因為公家之事，去開罪於私人。中國官吏，侵蝕公款，無人過問，其弊正在於此。今有發給生活費之規定，則人民與國家，居於利害共同的地位，侵蝕國家之款，即無異侵蝕私人之款，全國有四萬萬人，即是有四萬萬個監察員，侵蝕者無所藏其奸，孫中山主張的全民政治，即可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