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決定再派黑的等人出使高麗，並一同帶去了一封措辭十分強硬的詔令，新賬老賬一起算，把王禃好好地批評了一頓，斥責他“先後食言多矣”，希望他好好反省，不但仍然要把詔諭日本這事負責到底，而且“必得要領”，最後，還給他指了一條路——你曾經說過，我對你的恩情比天還大，想報答我，這不就是你報效我的機會嗎？
看來忽必烈真不好忽悠啊。
這一次還隻是來了一道斥責的詔書，但再不好好做事，下一次可能就是蒙古大軍前來興師問罪了。
高麗不得不重新認真考慮通使日本的事情。
既然上一次給忽必烈的解釋裏麵有一條是說渡海太危險，不能讓上國使臣冒這個險，那麼這一次你們就在江都好好待著吧，我高麗派人去就行了。這樣也好，免得日本人看到你們這些陌生的蒙古人以後又受到啥刺激。
高麗使臣的人選很快確定，前一次替李藏用送信且與黑的建立起良好關係的起居舍人潘阜被推為國信使，書狀官李挺被推為國信副使。
至元四年（1267）九月二十三日，潘阜等人從江華島出發。這次不僅帶上了忽必烈大汗前一次詔諭日本的國書，還帶了一封高麗國王給日本當局的國書。這封國書仍由高麗第一筆杆子李藏用執筆，短短百餘字卻反複修改多次才最終定稿，由此足見當時高麗被蒙古與日本夾在中間的處境是多麼的尷尬。其全文如下：
臣事蒙古大國，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為一家，視遠如邇，日月所照，鹹仰其德。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雲，‘日本與高麗為鄰，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屢通中國，故特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阻險為辭。’其旨嚴切，茲不獲已，遣某官某奉皇帝書前去。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況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也？貴國商酌焉。拜覆日本國王左右。
首先，把自己的老大蒙古肉麻地歌頌了一番，以消除日本對蒙古的抵觸情緒：皇帝陛下仁慈英明，把天下各國的人民都看做是自己的子民一樣，哪怕對很遠的地方也並沒有一點疏遠的意思；凡是日月的光芒能夠照射到的地方，都仰慕我們忽必烈大汗的威德。然後，向日本訴苦：兄弟我也是沒辦法才來的呀，老大要我來，我敢不來嗎？老大的命令很嚴厲，兄弟幫幫忙，我空著手回去實在是不好交代呀。接著，開始遊說日本接受詔諭，希望他們能夠遣使通好——忽必烈可不是稀罕你家什麼土特產，人家隻圖一個老大的好名頭而已，你去了好處是大大的有，派個人去看看如何？最後，又進一步緩和口氣，希望日本好好考慮考慮，幾乎已經是懇求的語氣了。
果然是裏外都想做好人，兩邊都想不得罪。
當然，對高麗來說，兩邊也都得罪不起。除了兩封國書以外，潘阜使團還特意帶了大量高麗特產作為送給日本的禮物。
十一月，潘阜一行抵達日本對馬島。
本來從對馬島到九州頂多隻需要四天航程，但潘阜在島上足足耽擱了一個月才終於等來了順風，這才坐船到築前上了岸。當潘阜一行抵達日本大宰府的時候已經是至元五年（1268）的正月了。
大宰府位於現在日本國福岡縣的太宰府市，作為地方行政機關正式設立於公元701年，代日本朝廷總理西海道地區九國（州）二島（築前國、築後國、豐前國、豐後國、肥前國、肥後國、日向國、薩摩國、大隅國和對馬島、壹岐島）的防務和政務，由於距離朝鮮半島和中國內地最近，所以長期以來也被委以處理外交事務，權限相當大，被人們稱為“遠國之朝廷”。
大宰府的最高長官叫大宰權帥，由官位為從三品的朝廷高官擔任，任期五年。在平安時代一般由親王兼任，但親王自然是舍不得離開京城到遙遠的西部邊陲赴任的，所以設置了大宰權帥這一副職，由這一名義上的副職實際上掌握著大宰府的軍政事務。不過這一職務似乎長期以來就是專為在朝廷之上的政治鬥爭中失敗的朝臣準備的，比如在日本被奉為“文化之神”的菅原道真和“留唐海歸”的吉備真備，都曾經在被權臣排擠出中央權力中樞以後被發配到九州去幹這個大宰權帥的差事。在權帥以下，還有大弍、少弍、大監、少監、大典、少典及主神、判事、令史、大工等五十餘個不同官職。
此時日本朝廷王權已漸趨衰微，正處於由朝廷與幕府共同執政的二元政治時代向武士階層獨掌大權的幕府政治時代轉變。元曆二年（1185），源氏武士集團的源賴範奉源賴朝之命率領大軍進入九州，消滅了當時大宰府的實際掌權者原田種直，並於同年三月在壇之浦海戰中一舉殲滅企圖據九州繼續反抗源氏的平氏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