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可畢竟兩國尚未處於戰爭狀態。日本人雖然蠻橫、頑固，可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一般常識還是知道的。
來而不往非禮也，即使是拒絕通使稱臣的要求，日本朝廷仍然想對蒙古國書予以答複。長於漢文寫作的菅原長成受命根據廷議的結果在上次寫給蒙古但由於幕府阻礙而未能發出的回牒上略作修改，作為此次的正式答複。
菅原長成的回牒中雖有“蒙古之號，於今未聞”和“不顧由緒，欲用凶器”的文字，對蒙古居高臨下的傲慢態度進行揶揄，並對蒙古的武力威脅予以譴責，但並不想進一步刺激蒙古，而是希望通過文書往來勸說蒙古打消動兵的念頭，所以才說“聖人之書，釋氏之教，以濟生為素懷，以奪命為黑業”，並勸說蒙古要想真正成為“底德仁義之境”，就不要成為發動戰爭的“民庶殺傷之源”。當然，最後針對他們最耿耿於懷的那句“以至用兵，夫孰所好”進行了強烈的反彈——“故以皇土永號神國，非可以知競，非可以力爭”——日本是受到天神佑護的神國，靠計謀和武力是無法征服的。
要打我也不怕，不過在開打之前，你們最好考慮清楚！
朝廷如此態度強硬的回牒，幕府仍然予以擱置，繼續秉持不予理睬的態度，用一句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不值得回應”，讓人不得不懷疑幕府采取這一態度的出發點——或許幕府的考慮並不僅僅隻是針對蒙古的強硬，而是想通過主導對蒙外交，借機向一直以來由朝廷把控的外交領域滲透。
上麵的態度已經十分明顯了，繼續讓趙良弼等人留在大宰府晃蕩下去自然多有不便。至元九年（1272）正月，少弍資能遣人將他們送到了國境線邊上的對馬島暫時安頓。
在對馬島，趙良弼才從往來於對馬與高麗兩地的高麗人口中得知，在頭一年的十一月，祖國的國號已經由大蒙古國變成了大元，取《易經》中“大哉乾元”之意，一時眾人欷歔不已，頗有“此間隻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覺。
其實趙良弼和少弍資能之間是能夠找到共同語言的，因為兩國之間變成這樣的局麵是他們兩個人都不願意看到的。
對趙良弼來說，出使任務沒有完成，於公於私都無法交代——日本仍然態度堅決地抗拒通使稱臣的要求，此時回去複命，除了再一次提升忽必烈對日本的憤怒值，對事情的解決沒有絲毫幫助，自己為了平息戰禍而主動請纓渡海前來的所有努力也將付之東流。
對少弍資能來說，幕府采取如此強硬的態度非常有可能引發與元朝之間的大規模戰爭，異國大軍前來之時，大宰府自然首當其衝，自己全家老小身家性命和基業田產可都在這裏呀。
少弍資能找到趙良弼，私底下想了個辦法，希望這樣可以平息忽必烈的怒火，把這事兒給稀裏糊塗混過去。
至元九年（1272）二月，趙良弼使團的書狀官張鐸回到中都（同月改名為大都），拜見忽必烈，不僅帶回了趙良弼的最新報告，還帶回了十二個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元史》記載是二十六人）。
在犒勞張鐸一行舟楫勞頓的歡迎宴會上，張鐸按照趙良弼教給他的說法替日本前麵多次的桀驁做法向忽必烈進行了解釋：“去年九月我們到了太宰府西守護所，日本人說以前都是被高麗人給騙了，他們老是威脅我們，說皇帝陛下要派兵來打我們，要把我們趕盡殺絕。現在才知道皇帝好生惡殺，十分仁慈。但是由於日本的都城實在是太遠了，所以大宰府就先派這十二個日本人跟著來回報天朝。”
人人都說日本是彈丸小國，國都距離大宰府再遠，能有多遠？更何況這夥人連正兒八經的國書都拿不出來，哪能充什麼日本國使？忽必烈自然是不相信，召來姚樞、許衡等智囊征求意見。
姚樞、許衡等人認同忽必烈對“日本使者”身份的懷疑，認為日本方麵是害怕我們出兵，所以才派出這夥人來探聽情況，並建議忽必烈對他們示以寬仁，但不要親自接見。忽必烈采納了他們的意見。
其實，哪怕是姚樞、許衡不提這樣的意見，忽必烈也一定不會接見他們。此時的忽必烈正忙著新帝國的組織架構改革和軍隊指揮關係調整這樣一些更為緊迫和重要的事情，而且這批所謂的“日本使者”也拿不出任何可以證明自己合法身份的文書牒狀，大有私自組團來中國混吃混喝之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