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人類生活中殘存的善
謝有順
寫作是創造一種新的現實
男人用理性想問題，女人用身體想問題。許多的女性主義者都喜歡這樣說，以致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討論女性作家都逃避不了“用身體想問題”的命題，仿佛除了女性主義，此外就別無解釋的路徑了。我對女性主義理論甚為欣賞，但我並不認為它在闡釋所有的女性作家時都是有效的，因為除了性別特征，文學可能還存在著更為重要的問題--許多的時候，人類的個人性隻有與人類的普遍性相聯時，它的矛盾、局限和意義才能被真正地凸顯出來。即便是女性主義所經常提及的“身體”，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的創見，早在一百年前，尼采就
曾在《權力意誌》一書中聲稱:“要以身體為準繩。……因為身體乃是比陳舊的‘靈魂’更令人驚異的思想。”尼采:《權力意誌》，152頁，張念東、淩秦心譯，商務印書館，1991。為此，我不禁要問，當我們推崇女性作家筆下的身體性時，是否想過，男性的寫作也同樣需要身體的參與，而反對淩空蹈虛?--要求男性進行身體寫作，同樣是可能的，因為男性也有身體。
因此，文學如果一直困擾於這些虛構的問題之中，那無異於浪費時間。應該看到，偉大的寫作往往都有超越性別的精神趨向，它渴望的是人類性的認同。而真正的女性主義，是並不需要寫作者刻意地去標榜的。我的一個年輕的寫作朋友說:我生於一九七三年，當然是七十年代人;我是女性，當然是女性寫作;我不是類人猿，當然就是新人類。--把常識當做文學的新發現，這已經成為批評界經常犯的錯誤。我無意在此糾正什麼，我隻是想說，當我準備闡釋鐵凝的小說時，請給我不談女性主義的自由。
我當然知道，鐵凝也經常被人歸到女性主義的陣營裏來論述，她的《玫瑰門》、《麥秸垛》、《棉花垛》、《大浴女》等作品，已經被人闡釋成了女性主義的重要範本，但我依然認為，鐵凝寫作中的性別特征其實並不顯著，甚至，她的寫作還有意回避了單一的性別視角，而更多的是在描繪人類的某種普遍性--普遍的善，普遍的心靈困難，普遍的猶疑，以及人性裏普遍的脆弱。我有意說到人類性和普遍性，並不等於宣告鐵凝的小說就一定是在解決宏大的命題，也不等於她筆下的人物都向往“生活在別處”，而聽不進任何塵世的消息;恰恰相反的是，鐵凝的小說有著非常實在的生活麵貌，在她所出示的事實框架裏，我們可以輕易地辨別出它的氣息來自北方的鄉村還是城鎮，她所安排的人物活動，白天和晚上涇渭分明。可就是這樣一批老實的小說，卻長期吸引著大量讀者，分享著批評界的眾多話題，它的秘密到底在哪裏?是因為那些動人的故事，還是因為她持守著堅定的現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