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1日夜，日本倭皇裕仁下詔，命令組建支那征伐軍，克日開赴平津前線，討伐膽敢冒犯大日本帝國威嚴的支那軍隊。支那征伐軍計有：從國內抽調的第五、第六、第十共三個主戰師團；駐紮在山海關外的關東軍獨立混成第1旅團、配屬在古北口外的關東軍獨立混成第11旅團；朝鮮軍第20師團；以及平津西北、察哈爾南部駐紮的蒙古軍8個師；總共超過20萬人，可謂聲勢浩大，鐵甲如雲。天皇在詔書中任命香月清司中將為支那征伐軍司令官，統籌河北戰事，並授臨機決斷之權，凡有戰機，無需上秉，若有抗命不遵者，皆可先斬後奏。
1937年7月12日晨，日本倭皇裕仁再次下詔，命令日本海軍航空機動艦隊出動海軍第一航空戰隊，調集“加賀號”、“鳳翔號”兩艘航空母艦，並遣第二驅逐艦隊四艘驅逐艦“村雨”、“夕立”、“春雨”、“五月雨”護航，“荒潮號”補給艦負責後勤。特混艦隊目標直指山東長山，誓要一鼓蕩平先鋒軍的老巢，以報“七七慘敗”一箭之仇。日本海軍名將山本五十六出任這支“天誅”艦隊司令官，幾乎是超載滿負荷搭載了130架飛機（“加賀號”滿載最多90架，“鳳翔號”滿載最多37架，甲板跑道上還可以放幾架預備起飛），前往渤海灣執行犁庭掃穴式的懲罰任務。
1937年7月13日午，日本倭皇裕仁第三次下詔，向全體泥轟臣民和世界各國輿論昭示，此次懲罰行動的決心和對象。詔書中，將懲罰的目標直指29軍和先鋒軍，痛陳29軍和先鋒軍暗中設伏，陰謀策劃，殘忍殺害日本駐華執行維和任務的屯駐軍兩萬將士之“七七慘敗”事件始末。以及悍然發動恐怖襲擊，使用飛機炸彈撞擊倭國首都皇宮和神廁，並引發大火，焚毀半個東京城，造成十萬無辜平民被燒死，百萬人流離失所，失去家園。詔書中，倭皇發誓要為帝國玉碎的將士複仇，為東京死難的百姓雪恨，以告慰犧牲將士、死亡平民的在天之靈。詔書中言辭激烈，顛倒黑白，妄圖篡改事實，抹殺真相。用語卻懇切真摯，泣血淋漓，儼然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以博取世界輿論同情。詔書最後，表示要將29軍和先鋒軍挫骨揚灰，趕盡殺絕。並警告中國國府中央軍及各路軍閥，不要插手平津戰事，否則“滅彼之後，移師攻之！”，其試圖分化華軍內部各派係的險惡用心，昭然紙上，活脫脫一副秦國恐嚇六國的嘴臉，隻差沒有高舉大旗，上書“唯誅二軍，其餘不論”了。
日本倭皇，三日三詔，震動世界。無論是倭皇試圖扳回顏麵，雪恥一戰，還是日軍有趁機掀起全麵戰爭，吞並中華之心，中日之間的曠世大戰都已經不可避免。而在這嚴峻的形勢下，中國內部，卻傳來極不和諧的聲音。
以汪精衛、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上躥下跳，瘋狂叫囂，鼓動如簧之舌，痛罵29軍和先鋒軍。指責29軍和先鋒軍擅開邊釁，短視無謀，打斷了國府的全麵準備計劃，破壞了中央的通盤戰略考慮，遇事不隱忍，行動太操切。博取了民族英雄之名，卻在行破壞抗戰之實。為一己虛名，陷全體國民於戰爭的危險境地，實實是用心險惡，真真乃國賊可誅，號召中央地方一體聲討，官民士紳同責問罪。並提議罷免29軍師旅各級軍官，將29軍遠調他處；取締來曆不明的先鋒軍，命令其交出武備。同時劃出平津為非軍事區，主動撤離軍隊，向日本發出和平要約，搬請西洋各國居中調停，如此庶幾可避免戰爭，兩國人民同享太平。
日軍的大幅動作，雷厲風行；大軍艦隊調動，黑雲壓城；其勢如泰山滾石，沛然莫禦；而中國形勢，危如累卵，無法抗拒。汪精衛、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言論一出，立刻嚇破了官僚資產階級的膽，天生具有軟弱性的民族資產階級也紛紛倒戈。掌握輿論主導權的高層，完全無視中下層人民對於抗戰的呼籲和支持，輿論風向驟然一變，全國報業上下，一片聲討先鋒軍，指責29軍的呼聲。剩餘有幾家報紙媒體，堅持抗戰言論，力挺先鋒軍和29軍，第二天就被特務機關查封，主編記者全都人間蒸發，了無音訊。
各地學生、市民紛紛自發組織請願和遊行，聲援先鋒軍和29軍的正義抗戰，卻遭到軍警的殘酷鎮壓。幾日內，全國上下，製造血案無數。國府卻態度曖昧，充耳不聞，有意縱容事態發生，擺明了想要坐觀成敗。
……
而此時，原本奉命急行北上的各路援軍，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1937年7月10日，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龐炳勳第四十軍、高桂滋第八十五師、劉峙七十軍、商震第三十二軍、稅警總團第四團孫立人部奉命北上平津，名為支援29軍抗戰，實為爭奪勝利果實，趁29軍實力大損之機，實現國府強奪平津的實際控製權的計劃。因為有領袖許下的重賞：最先跑到平津的，無論官兵，俱升一級；又有國府的命令：三日內，未抵達平津的，主官一律去職殺頭。所以這些部隊像打了雞血一樣，一改前幾日磨蹭遷延的態度，飛速行軍趕路。隻一日一夜，就從石家莊、保定、濟南趕到平津，途中還發生過幾次爭搶火車皮的小摩擦。進入平津後，又為了爭奪地盤，劃分防區，掀起了幾場械鬥，還好沒有動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