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南北朝的積澱和準備，到了初唐，仿佛春回大地，各種氣質的詩人開始紛紛加入到詩歌的創作隊伍中來：虞世南、上官儀等人的綺錯婉媚，初唐四傑的剛健蒼茫，沈佺期、宋之問的注重格律，陳子昂的標舉興寄，張若虛的詩情畫意，王績的閑淡疏豁。他們都從不同側麵完善了詩歌的藝術形式，擴大了表達空間，逐漸形成了開朗明麗的藝術氣質，為盛唐詩歌的繁榮作好了充分的準備。到了玄宗開元年間，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抒寫隱逸生活的情趣，表現安逸而寧靜的人生理想；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描繪雄奇壯麗的邊塞風光，抒寫帶有英雄情結的理想氣概。與此同時，李白、杜甫等人也先後登上詩壇，他們不僅書寫了盛唐士人浪漫自信的個性特征，反映了開元前後的時代氣質，也廣泛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形成了盛唐氣象和詩國高潮。
一、初唐：姹紫嫣紅的青春氣息
初唐的一百年，詩歌逐漸從六朝纖巧豔麗、追求形式的單一風格中掙脫出來，開始形成姹紫嫣紅、百花齊放的文學創作局麵。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登基後，勵精圖治，從諫如流，招延文士，製禮作樂，開始了著名的貞觀之治。他常和大臣們作詩唱和，《全唐詩》就錄存唐太宗李世民的詩共九十八首。這位雄風蓋世的皇帝，文治武功無與倫比，然而他的詩歌卻仍然沒有擺脫齊梁餘風。雖有一些豪邁的句子，如“心隨朗日高，誌與秋霜潔”①、“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②等，但多數詩歌還有輕豔柔靡的風氣。這當然不能怪唐太宗李世民，而是曆史積習使然。明代王世貞就說：“唐文皇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之也。”（《明史·文苑傳三·王世貞》）
在初唐，確實有些文人仍無法逃出宮體詩的創作傳統。虞世南（558—638）就是這樣一位詩人。他原本由陳朝入隋，隋亡後又做了唐的秘書監。他曾直諫唐太宗不要作宮體詩，但自己卻不能擺脫宮體的束縛。他與徐陵曾精心編纂宮體詩，也作了許多應製、奉和、侍宴之作，其文辭典麗而缺少生氣。《唐詩紀事》上說唐太宗曾與他唱和，他的詩風自然就不可避免受其影響了。
到了高宗時期，出現了另一位有名的詩人上官儀（約616—664），他在太宗時期就是宮廷詩人。高宗即位後，他做了秘書少監，一度官至宰相。一次，高宗試圖廢掉皇後武則天，上官儀起草詔書，於是武則天對他深惡痛絕。後來許敬宗就誣陷他和廢太子李忠通謀，遂下獄而死。上官儀工於五言詩歌，風格“綺錯婉媚”①。由於他官高位顯，所以當時有很多人模仿其創作，這些詩歌被稱為“上官體”。“婉媚”是說他的詩風柔靡華美，而“綺錯”則是指他所用的對偶工切，詞彙錯落，和諧整齊。上官儀為了寫應製詩，進一步規範詩歌的對偶，提出了“六對”、“八對”之說。六對是總結詞語的對偶。它包括正名對，如天地對日月；同類對，如花葉對草芽；連珠對，如蕭蕭對赫赫；雙聲對，如黃槐對綠柳；疊韻對，如徬徨對放曠；雙擬對，如春樹對秋池。八對側重於詩句的對偶，包括正名對、同類對、雙聲對、疊韻對、聯綿對、雙擬對、回文對和隔句對②。他的這些觀點不僅總結了詩歌對仗的經驗，也為律詩句式的完善作了鋪墊。
武則天時期，著名的詩人有“文章四友”、沈佺期、宋之問、王績等。
“文章四友”是指武後時期的四個宮廷詩人，即李嶠、蘇味道、崔融、杜審言。他們身居高位，作品多是應製、奉和之作，所以文辭華麗，繼續延續著齊梁餘風。其中隻有杜審言的文學成就較高。
杜審言（約646—702）才高而狂傲，頗為時人所嫉恨。當時蘇味道為天官侍郎，職位比他高。他審理案件時，寫了一篇判詞，自己對其非常滿意，就對人說：“要是蘇味道看見我的判詞寫得那麼好，一定會羞愧而死。”他對自己的才能也高度自信，還對別人說，論文章，屈原、宋玉隻能當他的下屬；論書法，王羲之應該當他的學生。後來他重病，宋之問等人去看望他，他說：“我活著，長久地壓著你們也不好，現在我快要死了，隻是遺憾沒有看到誰能代替我。”杜審言早年在宮廷寫過一些應製詩，這些詩的文學成就不高。而他的一些佳作正是創作於他離開京城以後。
渡湘江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
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沈佺期（約656—714）和宋之問（約656—712）人品不好。武後專權時，他們曾媚附其內寵張易之兄弟，常替他們代筆作詩。宋之問在張易之被殺後，投靠武三思，又諂媚太平公主。後來他又投靠了權盛一時的安樂公主。玄宗繼位後，將他賜死。他們的作品多數是點綴升平，而在武後流放他們的過程中寫過一些有實感的作品。他們的主要貢獻在於總結了六朝以來律詩的創作經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確立了律詩的形式。
王績（585—644）在隋曾任秘書省正字，入唐為大樂丞。他感覺自己懷才不遇，便棄官歸隱，整天以酒為伴。其詩風樸素無華，如《野望》、《秋夜喜遇王處士》等作品。他的詩歌寫景如畫，衝淡蕭散，不僅一改初唐詩風的積習，而且對五言律詩的成熟也有示範作用，開唐代山水田園詩派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