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在布魯塞爾的畫廊裏，我看到達利的畫上有個光屁股小人，在左下角歡呼雀躍。那人大概就是他自己罷。我雖然沒去西班牙，但是知道那邊有好多怪模怪樣的塔樓，還有些集體發神經的狂歡節，到了時候大家都打扮得怪模怪樣。所以沒準他三歲時見到了什麼怪景象，就以為自己做了個怪夢，傻高興一場。狂歡節這個概念不算難，到了四五歲就能理解。大煉鋼鐵是個什麼意思，就是到了十幾歲也懂不了。我是五二年生人，五八年六歲，當時住在一所大學裏。所以我怎麼也不能理解哇哇叫的是高音喇叭，嗡嗡叫的是鼓風機，一零七零是一年要煉出1070萬噸鋼，那些巨人是一些大學生，手裏的長槍是煉鋼用的鋼釺，至於哇哇叫出的小土群、小洋群是些什麼東西，我更不可能懂得；何況那天的事有頭沒尾，後來的事情在記憶裏消失了，就更像個夢。直到我都二十歲了，對著小臂上一個傷疤，才把它完全想了起來。那天我看完了出鋼，就往回走，在鋼堆邊上摔了一跤，鋼錠裏一塊鍋茬子把我的小胳膊差一點劈成兩半。這件事太慘了，所以在記憶裏呆不住，用弗洛伊德的說法叫作壓抑。壓了十幾年我又把它想了起來，那天我不但流了很多血，而且我爸爸是拎著耳朵帶我上醫院的。關於這一點我不怪他。我們家孩子多，假如人人都把胳膊割破，就沒錢吃飯了。後來我老想，在爐子裏煉了好幾個鍾頭，鍋片子還能把我的手割破，從冶金學的角度來看，那些爐子可夠涼快的。為此我請教過一位教冶金的教授，用五八年的土平爐，到底能不能煉鋼。開頭他告訴我能，因為隻要不鼓冷空氣，而是鼓純氧，不燒煤末子，而是燒優質焦炭，就能達到煉鋼的溫度，後來他又告訴我不能，因為達到了那種溫度，土平爐就要化了。土平爐雖然沾了個土字，但是這個土不是耐火粘土，它是磚砌的。頂上那些怪模怪樣的煙囪是一些粗陶的管子，那種東西不煉鋼時是用來砌下水道的，一煉鋼就上了天了。羞恥之心人皆有之，大煉鋼鐵一過去，人們就把爐子拆得光光的，地麵壓得平平的，使得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但是還是有一些蹤跡可尋，在院子裏一些偏僻地方，在雜草中間可以找到一些磚堆，那些磚頭上滿是凝固了的氣泡，黑色的瘤子，就像海邊那些長滿了藤壺、牡蠣殼的礁石——這說明涼快的爐子也能把磚頭燒壞。這些怪誕的磚頭給人以極深的印象。像這種東西，我在那個畫廊裏也找到了。像這樣的記憶我們人人都有，隻是沒有人提也沒有人來畫，所以我們把它們都淡忘了。我想起這些事，說明了我身上有足夠當一位畫家的能量。而且像我這樣一個有如此怪誕童年的人，除了當個畫家，實在也想不出當什麼更合適。但我沒當成畫家，因為我是色盲。這一點在我二十六歲以前沒有人知道，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這說明我根本算不上色盲，頂多有點色弱罷了。但是醫生給檢查出來了。因此我沒有去搞藝術，轉而學數學了。
三
廠裏有一座高塔，王二就在塔頂的房子裏磨豆漿。後來他不在豆腐廠了，還常夢見那座塔。如果讓弗洛伊德來說的話，這意味著什麼是不言而喻的，更何況雪白的豆漿老是從塔頂上下來，流到各車間去。豆漿對於豆腐廠就像自來水對一座城市一樣重要。其實根本用不著弗洛伊德，大家都知道那個塔像什麼，有人說：咱們廠的那個塔像denjiu，這就是說，這座塔上該穿條褲衩了。通到塔上去的梯子是爬煙囪的腳手梯，這是因為在塔上工作的都是男青工。送豆漿的管道都架在半空中和房頂上，順著它他們和豆漿一樣在廠裏四通八達，所以他也很少下地來，這叫人想起已故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小說《在樹上攀援的男爵》——這位作家的作品我是百讀不厭。老魯在地下看了這種景象，就扯破了嗓子嚷嚷，讓王二下來。但是王二不理她，這是因為冷天管子不是凍就是堵，他正趕去疏通。她看到王二從跨越大院的管道上走過時，總抱著一線希望，指望王二會失足掉下去，被她逮住。但是他在上麵已經走了好幾年了，從未失足。就是偶爾失掉平衡，頂多也就是走出幾步像投保齡球那樣的花步，離掉下去還遠著哪。假如她能做到，一定會揀煤塊來打他。但是在大冬天裏，一位穿中式棉祆的胖女人又能把石塊扔到多高呢。她所能幹成的最有威懾力的事就是拿了撣房頂的長杆雞毛撣子來捅他的腿，王二隻好退回原來的房頂上去。但是過了不一會，就會有人在對麵車間裏拚命地敲管子，高喊道豆漿怎麼還不來。在這種情況之下老魯隻好收起長竿讓他過去——不管怎麼說，她也是廠裏的革委會主任，不敢幹得太過分，讓廠裏造不出豆腐，而豆腐能否造出來，就取決於王二能否走過去，疏通管道，使豆漿流過去。除了對老魯，王二和廠裏每個人都說過，他沒畫過那些畫。本來王二也可以對老魯說這番話，但是他沒有勇氣站到她麵前去。他想，反正她也逮不住我，就讓她在下麵嚷嚷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