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人叫穗子，我曉得回頭那年，我兩歲。
把下巴頦兒壓在桌沿兒，在無線電裏聽戲，我五歲，然後我就會了“唉”地一聲歎氣。
一天，我從外麵跑回家，一根辮子齊根給人剪了。“給誰剪掉了？”外婆問。我說：“革命小將！”我又說，“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對麵樓的和平鴿上（李叔叔隻有和平鴿一隻鴿蛋那麼大，要是那和平鴿下蛋的話），跳下來了。”
“你也去看了？難怪人家革命小將捉住你剪你小辮子！”外婆說。她拎著剩下的那根辮子，不知拿它怎麼辦。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見李叔叔給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來了。大家說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營養好，營養好’。大家都說自殺是‘活該’”。我從許許多多的腿看進去，看見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學大家那樣白白眼睛說，“活該”！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裏難過，這樣講個“活該”，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真忘掉了，不信你往下聽，我跟你講的這個故事裏，你再也不會聽見“李叔叔”了。
把門牙並緊，再拿舌尖去頂，嘴唇一放開，就說出了“自殺”來了，那是我的嘴第一次講出這兩個字。那年我七歲。
外婆去世我八歲，然後我就變成了一個很不響、很不響的人。有時鄰居跑來偷看我爸，看他怎麼會自己和自己講一個小時的話。一看不是的，爸在和我講話，求我喝羊奶，求我吃臭雞蛋，求我到外麵去玩一會兒。鄰居們慢慢就習慣了，不來偷聽爸對著我這樣一團死靜的空氣講話了。
頭次跟韋誌遠談話是外婆去世後。他是老門房的兒子，老門房退休了，就從鄉下換來了這個韋誌遠。韋誌遠跟他爸一點兒都不像，從不站在院子當中用大破嗓子喊：“邱振（我爸名字）電話！邱振掛號信！”韋誌遠總是跑到人家門口，用指頭彈彈門，人家門一開，他滿臉通紅地說：“電話電話！”
我心裏的秘密是韋誌遠的英俊。我絕不跟人家透露這個秘密，絕不讓任何人發現他的好看，我要讓大家覺得他醜。別人說他又呆又蠢又鬥雞眼，我就哼哼地冷笑。當然“哼哼”是不響的，隻在我心裏。就好比全世界都是瞎子，隻有你一個人看得見韋誌遠的模樣。
韋誌遠天天坐在他爸那個破板凳上看書。有人走進走出，他眼睛稍微從書上拎起一點兒，看看那些腳就曉得是誰走過了。有時看見一大串穿假解放軍黃膠鞋的腳“卟嗒卟嗒”地跑來了，隻隻腳都跑得冒煙，他快快就把眼睛落下來，落得很低，眼皮全關閉了。等那些冒黃煙的腳跑遠了，他趕快去看他們那些脊梁，看那些穿假軍裝的脊梁衝進誰家了，拖出誰來了。韋誌遠有數：誰給拖出去就沒回來了。
我走過去走過來，韋誌遠也是從我的腳認得我的。他認得我這雙鞋：底子翹在上麵，幫子給踩在下麵。有一天，韋誌遠看到我這雙滾蹄子鞋（外婆的話）站在他眼前，不動了。
“韋誌遠。”我叫他。
他不抬眼睛，說：“穗子，你爸給拖走那天你家牛奶沒拿，給賀春英拿走了，今天你拿賀家一瓶。”
“韋誌遠你看什麼書？”我問他。
他說：“你媽也不給你做鞋？”他一麵看我的鞋，一麵把書的封麵亮給我看，書沒封麵。他看的書從來沒有封麵，封麵給剝幹淨了，連書脊背上的字也沒剩半個。書這下就成了沒名沒姓沒戶口的東西。在我們這裏住，連黃狗都有名有姓有戶口。朱阿姨反動，朱阿姨的狗一天到晚做賊似的，順牆根兒的黑影子溜，最後還是給人綁了拖走，跟朱阿姨一樣遊街出風頭。沒名沒姓沒戶口就什麼也不是，大家就不知拿你怎麼辦了。現在我們這裏“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看書了，書都有名字，一有名字人家就知道這是什麼東西：資產階級還是封建主義，反黨還是反革命。要是朱阿姨不叫朱依錦，朱阿姨就不是著名演員，就不會給打倒。誰也不想打倒朱阿姨，就想打倒她的名字。誰也不想拖我爸去關“牛棚”，大家拖的是寫劇本的邱振。韋誌遠去掉所有書的名字，書就不是它們本身了，大家就不知他讀的這些不是書的玩意兒叫什麼玩意兒，該拿他怎麼辦，所以我們大家鬧革命，隻有韋誌遠安安穩穩讀他手裏誰也看不清叫不明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