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幹闔閭，闔閭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複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後歸之，昭公濟濮水，沈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兵伐蔡，蔡請救於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兵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製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禦於君，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前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虞者，必見謷於民。語曰：‘愚者晤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
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熟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製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攻不什不易器。臣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複，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製禮。禮法兩定，製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和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強，遂封鞅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之，其患流漸，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秦項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人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與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穀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倫也，弊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竭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並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為諸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強富厚而製諸侯，司馬錯之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