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提那些基金行業了，當初動員我們購買時，說有專家理財，隻賺不賠，可幾年過去，不僅未盈利，本金也快打水漂了，他們憑什麼拿那麼高的工薪？”工人們不滿地說。
“還有些政府公務員，工作不適應，或者年齡大了，晉升無望，便派到壟斷行業當個頭頭，年薪上百萬，究竟公務員創造的勞動價值高，還是壟斷行業的頭頭創造的勞動價值高？”陪同前來的何副局長也不平起來。
“所以，要建立科學的標準，對不同行業人員的勞動價值進行統一衡量，創造什麼價值，就拿相同類型人員的工薪。”捷舟回應道。
“這個辦法不錯，看來，現在最難的，是農民收入少的問題，不僅農業效益比低，即便進城務工，幹同樣的工作，也比市民收入低，在住宿、醫療、子女入學等方麵存在的差距更是人人皆知！”王副書記不等農民工發言，搶先幫他們提出問題。
“城鄉差距，主要靠科學的政策來解決，加大農業補貼，加強對三農的投入，不斷推出新的惠農利農政策；同時，逐步改變城鄉二元化結構，加大教育、醫療、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養老服務等。”捷舟說。
“這需要政府有錢啊！現在，有錢的人越來越富，財產越來越多，不少人家卻因疾病、孩子上學等原因，收入不增反降。我在網上看到，統計資料介紹，我國10%的家庭占有84.6%的家庭總資產，這貧富收入的差距實在太大了，究竟怎麼解決啊？”一個年輕工人揚著從網上下載的資料說道，顯得有些激憤。
“貧富差距主要靠稅收調節來解決，所得稅、資源稅，不論什麼稅種，都要按暴、重、科、輕、微、免幾個等級征收。”捷舟說。
“你寫的這個稅收改革設想，曾寄給我看過！”程寶華一邊把稿子傳給身旁的人，一邊說，“你提的那個暴利稅，起先我還有疑惑，認為國內製度嚴，牟取暴利難。回國轉了一圈才發現，這些年，不少富豪都是短短幾年之間暴發起來的，有的從銀行貸款，買下土地，搞房地產，無本萬利，沒多久，腰纏萬貫；有的忽悠出個養顏口服液、補腎鱉精、保元神功帶，幾年的時間，聚錢無數，甚至一碗綠豆湯都可以賺上萬元；更有甚者，把農民的薑、蒜，包括優質大米囤積起來炒作，農民沒多得幾分錢，而價格卻被他們抬高了十幾倍，對這些企業，就要征暴利稅，把業主的收入控製在與其勞動相符的水平。”
“那……”幾個房地產開發商拉了拉身邊的劍超和董運承，不服氣地瞪著程寶華，隻是講不出反對的理由。
“年輕人，別激動！你們的錢不如台灣的王玉慶多吧？”程寶華溫和地勸說，“但是台灣民眾對王玉慶有意見的少，而古州同胞對你們有意見的多，原因是王老從提著袋子逐戶買大米，練地攤到建門頭，一步一步，辛勤經營發展起來的，而我們的不少富戶，是利用兩種經濟轉軌期間的政策空隙暴發起來的，鄉親們心裏不服氣。多收了稅，用於轉移支付，你們的事業會更得人心的！況且大陸實行的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呢！”
房地產商雖然仍然不太服氣，但劍超瞪起的雙眼漸漸和善，會意地點起頭來，董運承的臉色略顯困惑。
“捷舟領導寫的這個辦法好，對流通領域牟取厚利，尤其是對資源開發要征重稅，我特別讚成。像我們鐵礦，就是從我們鄉山底下挖的，啟動資金是用礦藏作抵押到銀行貸的款，技術含量不高，企業主月入二百多萬元，而我們月薪一千五百元，還有半年打了白條，他們的錢來得太容易了，礦藏是祖宗留下來的，不是企業主的努力創造的，是不可再生的！應該征收重稅，國稅收入部分用於國家財政開支和轉移支付，地方收入部分用於地方建設和公共福利事業！”一個礦山青年農民工講得有理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