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夜裏院子裏有人值班巡邏，防止右派逃跑。右派們初到夾邊溝的時候沒人逃跑，大都對黨很虔誠，都想經過勞動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養回家去，爭取個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國慶節開大會的時候，全農場隻有三個人摘了帽子，解除勞動教養，卻還必須在夾邊溝就業，一月掙24元。於是人們明白了，勞動教養改造思想是一片謊言，是欺騙，所有的人實質上都判了無期徒刑，勞動改造遙遙無期。人們都絕望了，鋌而走險逃跑的人隨之多了起來。為了預防逃跑，農場每到夜間就派管教幹部和右派中的積極分子值班和巡邏。為了避免遇到值班幹部和積極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壺和幾個存下的幹饃饃藏在貼身的棉襖裏邊，外邊披了一件藍棉布大衣，裝成上廁所的樣子進了廁所，然後從院牆上翻過去落在農場大院的外邊。
我沒敢走當年從酒泉來夾邊溝的公路。我不清楚，從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夾邊溝的五公裏必經大道上會不會有人巡邏；從這條公路走要經過兩條河流上的兩道便橋，這條路最便捷。我順著基建隊大院外邊的通往新添墩分場的大道往西走，經過五八年建的煉鋼廠——幾間平房，早就改為農場衛生所的太平間了——再往南拐，穿過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邊。由於是三九隆冬，河上結了厚厚的冰，我踩著白冰過了河。穿過一片田野，又走過同樣是冰封雪蓋的北大河，我的腳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當然我不敢大搖大擺地順著公路走。我僅僅沿著公路快速地走了幾公裏，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離得夾邊溝遠一些，然後就下了公路，在長滿了芨芨草或堿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腳淺一腳的。我還不能離公路太遠，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趕路：一旦農場發現我逃跑了，管教幹部就會騎著馬追上來。
我原計劃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縣的，可是八點多了，天已拂曉了卻還看不見縣城，隻有黃沙鋪就的公路和殘雪映襯下顯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麵前坦坦蕩蕩展開。兩輛拉麥草的大軲轆車吱吱咕咕地行駛在公路上，還有趕車的農民。
又走了兩個小時，我才走進縣城。
進了城我立即在一個小旅館裏用偷來的一位蘭州煉油廠的右派的工作證登記了一間房子。我估計夾邊溝農場已經發現我逃跑了，領導派出的管教幹部和積極分子們已經坐著汽車或騎著馬往縣城和火車站來追捕我了。他們估計我不敢進旅館，我卻偏要住在旅館裏。
在旅館藏匿了一天一夜，轉天清晨，我趕到了酒泉火車站，躲在站台對麵的一個土坑裏。
大約九點多鍾，一列從哈密開來的客車進了站。我沒敢去買車票，從車下鑽過去之後我立即融進了擁擠著上車的人群裏鑽進車廂。年關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擠得車廂裏水泄不通。我坐在車廂中間的過道裏垂著頭打盹，一次車票都沒有查，二十幾個小時之後我就到了蘭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著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東走了一截，找到支線上閑置著的一截車廂爬了進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從西寧開往北京的快車。我的運氣真好，從蘭州去北京的客車比從哈密開來的更擁擠，也沒人查票，四十多個小時，我蜷縮在一排座椅下邊睡到了石家莊。
對於石家莊我已經很熟悉了，我在這兒實習過，1956年和1957年兩次回家探親我都來過這兒，五七年還在淑敏家住過半個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在離著淑敏家不遠的一條街道上下車，找了一家旅館住下來。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發，然後去市場買了兩隻雞提到旅館。我的氣色難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著雞往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還沒走到淑敏家門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倆推著一輛自行車和我走了個迎麵。我當時戴著口罩，沒戴帽子，她一眼就認了出來，驚訝地叫了一聲：呀！這不是祥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