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我在公廁解手，旁邊的那個老頭看見了我數糧票，出廁所後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覺的時候報告了警察。那時候的澡堂子不像現在，沒有放衣物的櫃子。我去洗澡的時候衣物和書包就放在一張床上，警察就檢查了我的書包和衣裳，看見了裏邊蓋著公章的空白介紹信和幾遝子糧票。
我被初步審訊後關進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審訊時來了個軍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國防部機關事務管理局。那軍官問我：櫃子裏還有三大摞糧票你怎麼沒拿？我回答，我不是慣偷，我是走投無路才偷糧票的，偷這一摞夠我吃一年的，我要那麼多幹什麼？
過幾天蘭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沒有再叫我去夾邊溝而是直接由市中級法院判我6年勞改，把我送到了蘭州的八裏窯，到六一年又轉往敦煌縣城郊農場勞動改造。
我後悔從夾邊溝逃跑嗎？不，不後悔。盡管我判了六年刑，但我一點兒也不後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會餓死在夾邊溝的。夾邊溝關了三千名右派分子，許多人家裏寄炒麵餅幹，到六零年的後半年也餓死了，我家裏的人沒寄過一斤炒麵一元錢，我能活下來嗎？就是在看守所和八裏窯，我度過了餓死人最多的那幾個月。我的運氣真好。
1965年我從城郊農場被轉到十工農場。一年後勞改期滿不準回家也不準回蘭州，又轉到四工農場就業。從四工農場轉到下河清農場，然後又到了高台農場、新華農場。1969年戰備，又從新華農場遷往五大坪農場。最後轉到北灣農場。連勞改帶勞教帶就業，我在農場總共幹了十八年。
這十八年我是怎麼過來的？是這麼過來的：除去兩年勞教，再除去六年勞改，就業期間一月掙二十四元錢，夥食費十七元，剩下的七元錢買肥皂毛巾牙膏，還要穿衣，還要吸煙。為了節省每一分錢，一條毛巾剪成兩截使用，擦臉舍不得用中間擦，而是用邊緣和四個角。這樣用的時間長。節省了再節省，所有節省下來的錢都買了旱煙葉。人在憂愁、煩悶和焦慮的時候不停地吸煙，沒命地吸煙。煙成了最珍貴的東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經常一頓飯隻吃一個二兩的饃饃，把另一個拿去換一撮煙葉。我吸過菜葉子，吸過向日葵葉子，吸過曬幹的駱駝蓬——一種非常臭的植物。我還吸過鋸末。勞動中能偷懶就偷懶，能裝病號就裝病號在宿舍睡覺。為了偷懶，有時必須撒謊：對管教幹部說，報告隊長，組長叫我去澆水。管教幹部說去吧。到組長那兒又說，報告組長，隊長叫我給北灣大隊寫毛主席語錄去。組長說去吧。好了，這一天哪兒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灣公社給農民漆棺材去了，能混兩頓飯吃。遇到要開大會，我主動要求發言，這樣就可以用寫發言稿的名義休息一天。但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辦法，主要的還是我能寫能畫，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結束，我經常畫主席像。給農場畫，借到外單位畫，給農村畫。借出去畫畫能把我當人，能混著吃幾頓飽飯，還能搞到點煙葉。人都說我是壓不碎夾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頭上餓不死的李祥年，就因為我能畫能寫能演能唱，到哪兒都是多幹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體始終沒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幾年，石頭城裏十幾年，除了想辦法吃飽肚子就是盼著大赦，盼著甄別，但從來沒有過大赦，也沒有過甄別。還想什麼？還想的就是這輩子完蛋啦，再也見不著俞淑敏了。俞淑敏現在怎麼樣了？已經嫁人了吧，嫁給一個什麼樣的人？她幸福嗎？
勞改的六年？那當然比就業更慘了：在公安部隊的槍口下勞動，早晨像牲口一樣趕出來勞動，晚上收監大鐵門一響——咣當一聲，吃喝拉撒都在監房裏。犯人們編了個順口溜：關禁閉大休息，鬥爭會看大戲，強製勞動煉身體，槍斃透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