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在省交通廳工作過的老人都記得，交通廳有過一個“三·二六”事件。
那是1958年的3月26日，省交通廳和省交通廳下屬單位的幹部被集中到交通廳的大禮堂開會。你知道不知道，五十年代的交通廳就在中山林，現在的省歌劇團那兒。那一天，一下子抓了四十八個人，都是科以上的幹部。那天進交通廳的時候，我根本沒想到會抓我的，因為我是省交通廳直屬的甘肅省第一汽車修理廠的檢驗科科長，大鳴大放期間帶著一幫交通大學的學生搞實習，我就沒參加大鳴大放。開會的頭天晚上，廠長還召集我們科的人開會，研究如何降低修車成本，提高修車質量的問題，根本就沒有抓我的什麼預兆。所以那天進了交通廳，看見幾個警察守住了門，隻許進不許出，房頂上也有警察趴著，壓著機槍，隻是心裏暗暗吃驚，覺得出什麼事了，可萬萬沒想到要抓我。那天的大會是交通廳黨組書記、副廳長李平主持的。他宣布了四十八個右派、反革命、壞分子。前邊的二十個人，宣布一個銬一個，帶出去。第二十一個是楊子恒，省交通廳廳長，省民盟的主委，宣布他是極右分子。楊子恒把手舉起來了，但沒帶手銬。從他開始，後邊的二十八個人都沒帶手銬，宣布開除公職，送夾邊溝勞動教養。
楊子恒沒去夾邊溝，人家是上層人士，可以自謀職業，可以開除公職在家待著，可我們其他人就不行了，全都押送到了夾邊溝。我是最後的幾個人當中的一個。我是定的曆史反革命，我上學時加入過國民黨。
前邊戴手銬的二十個人都判刑了。
宣布我的名字的時候，身旁坐著幾個大學生，有兩個哭起來了，有一個問我，怎麼辦？我沒說話，把自己戴的羅馬表摘了下來，叫他送到我家去。
到了夾邊溝，我在農業隊勞動了十幾天，就被調到副業隊去了。我是汽車修理廠的工程師，到夾邊溝農場幾天，農場的司機就知道了，就跟場領導說，王新修是大廠來的修理汽車的行家，就把我調到副業隊了，專門修汽車。夾邊溝農場裏隻有兩輛汽車，一輛是英國造的大卡車司蒂貝克，另一輛是美國造的大道奇。沒車修的時候就修農業機械、縫紉機和自行車。夾邊溝農場原先是勞改農場，勞改犯轉移走時留下了十幾輛自行車。那都是好自行車，三槍牌的，還有藍翎。
在夾邊溝農場，相比較而言，我是沒受什麼罪的：修汽車和農業機械是技術活，不是很累，再說剛去時吃四十五斤口糧，也能吃飽。可是，交通廳去的其他人可就受苦了。交通廳去的人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就搞業務的知識分子，他們歲數大，原先就體質弱，手無縛雞之力，叫他們在基建隊和農業隊勞動，挖大渠、開荒、平田整地抬土，累得受不了，糧食也不夠吃，身體一天不如一天。
這些人裏，歲數最大的是王玉峰，那年他整六十歲。
我認識王玉峰很早了。我是抗日戰爭後期，1944年從重慶工學院——就是後來的西南工學院——畢業的，學的汽車修理和維護專業。那時候沒有畢業分配這一說，隻有招聘和應聘之說。當時國民黨也在開發大西北，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運輸統製局戰時西北運輸管理局正在重慶招聘技術人員，我就報名了，錄用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運輸統製局戰時西北運輸管理局屬下有八九個運輸大隊，我分在三大隊。三大隊的駐地在酒泉縣，於是我一下子從重慶到了酒泉縣，在三大隊當技術員，修理汽車。汽車修理工作是很辛苦的，全隊一百八十輛汽車，哪兒都去。於是我經常跟車去烏魯木齊——那時叫迪化——去哈密……有時車在路上拋錨了，捎個信打個電話來，我就要帶著修理工開上汽車或搭著便車趕過去修車。
抗戰時期，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運輸統製局在甘新邊界星星峽設有一個站。我看到過許多人寫的回憶錄中說，抗戰時經過柳園轉運站去新疆去蘇聯或通過柳園轉運站進入甘肅。不對，柳園那時什麼都沒有，站是設在星星峽的。它也不叫轉運站，它的名字就叫西北運輸管理局星星峽站。柳園到星星峽還有六十公裏。對於這個問題，《紅旗飄飄》一書中有一篇《悲壯的曆程》寫得對，說幾乎全軍覆沒的西路紅軍幾百人在李先念的率領下從河西走廊突圍到了星星峽，新疆軍閥盛世才派來十幾輛大卡車，從星星峽把他們接到了新疆。為什麼盛世才派的汽車從星星峽接西路軍將士呢，就因為星星峽那時是甘肅最西邊的一個統製局的站。這個站不大，站長、站員加上招待所服務員共計不過三四十人，但是這個站很重要，蘇聯援華的戰爭物資——汽車、汽油，裝在箱子裏尚未組裝的飛機，槍炮子彈，都是由蘇聯的司機開車直接運到這裏，交接和卸貨，再由我國的司機開著他們開來的汽車或者用我們的汽車把貨物運往內地，運往抗日前線。那些蘇聯來的司機坐汽車去哈密，乘飛機返回蘇聯。這個站既是轉運站，又是汽車站，還是個驛站。從新疆來的旅客乘長途車到了這兒要換甘肅的客車，要重新買票，要在這兒住宿；民間的商用汽車從哈密駛來，必須在這兒過夜和加油；那些從巴丹吉林沙漠走出來還要去新疆的駱駝商隊也要在這兒歇息和養精蓄銳，然後才能走向幾百裏的戈壁瀚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