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晚飯吃了一肚子菜，但是這晚上誰都不想早睡。他們坐在一盞如豆的煤油燈下聊天到深夜。他們被突然降臨的巨大的自由感動了：身旁沒有管教幹部看著他們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一座城市裏散步和走動了！可以想幾點鍾睡覺就幾點鍾睡覺了！可以這一頓吃多一點下一頓少吃點，可以坐著說說話而且想說到多晚就說到多晚！他們突然說起了昨天的這個時候——晚上十點鍾的時候——他們還在夾邊溝的田野上加班加點翻地呢，不管身體多麼疲勞，不管幹多長時間，每個人必須完成一天一畝的定額，否則就不給晚飯吃。接著他們又回憶起去年冬季在清水火車站篩沙子的勞累，帳篷裏還沒有爐子。在高台縣板橋鄉的山裏挖雲石，沒有炸藥，用洋鎬刨石頭，手都震裂了。石頭滾下來把人砸死！一年半，他們苦死苦活地幹了一年半……後來，他們又說起了明天開始的拾糞，大家一起笑了：拾糞，拾糞不就是擔著筐到處走嗎？
他們五個人，若論年齡，最大的當屬俞青峰，五十歲出頭，剛來農場是個圓臉，白白胖胖的五短身材。現在他的臉已經很粗糙很消瘦了。他原是蘭州市張掖路高昌皮貨店的老板，解放後積極靠攏政府，思想進步。他曾經參加過解放軍從青海入藏的工作，把商號的駱駝隊拉出來為解放軍馱運入藏物資，駱駝都累死在路途上了。他自己也跟著解放軍進藏並在那兒工作了兩年多才返回蘭州。公私合營之後，領導任命他當了省商業廳所屬的甘肅省皮毛公司的經理。論職務他也是縣級幹部了。其次是通渭縣副縣長徐敬宣，四十幾歲。這是個來自老區的工農幹部，沒有多少文化，說話實在老實巴交。他因為進城後沒和老家的女人離婚就娶了個年輕姑娘犯了重婚罪，加之又有錯誤言論被送來夾邊溝。老三是高克勤，省郵電局的總務科長，不到四十歲的樣子。他是省委書記處書記高健平的侄子。陳毓明是老四，三十四歲，大學肄業，1949年參加革命。他在省公安廳工作了幾年，1955年調省勞改局，省勞改局又將他安排到駐酒泉的野外勘測大隊工作。最小的張家驥三十二歲，畢業於陝西武功農學院，在山丹軍馬場生產科長的位置上當了右派。
陳毓明之所以定為右派是因為整風中提過意見：不該把勞改農場建在偏遠的不毛之地，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還有，他在私下的聊天中對一些老同誌管理犯人的方法頗有微辭。
通過聊天陳毓明了解到四個人的身世，他在心裏說，難怪劉振宇派這幾個人來積肥，原來都是當官的。
東方的戈壁灘上剛剛露出一抹熹微的晨曦，五個人全都起床了。他們生起火來，煮了一鍋菜糊糊，一人吃了一大碗，然後就走到窯洞外邊整理糞筐。
大家都在整理糞筐的時候，俞青峰跑到馬路上去了。他在對麵的牆根裏找了一截粗鐵絲，把柳筢子門關好，用鐵絲擰緊。陳毓明說他：你不準備糞筐把那擰那麼緊幹什麼，怕賊偷嗎？俞青峰說，噯噯，事情還是防著些好。真叫賊娃子偷了怎麼辦？張家驥說，老俞有錢哩，怕賊偷。俞青峰笑了，有多少錢放在窯洞裏？我是怕賊娃子把我的皮箱偷了。那皮箱是進過西藏的，有政治意義。張家驥又笑他：有什麼政治意義，無非是炫耀你的光輝曆史！你算了吧，你的西藏的光輝曆程也免不了勞教的下場，你還總把那一段掛在嘴上。俞青峰說，還真是的，我真有點想不明白，我對共產黨最擁護，結果落個這下場。陳毓明覺得奇怪，在夾邊溝的時候，這些人都三緘其口，根本不談政治性話題，但到了嘉峪關嘴上就沒把門的了。他說，注意些，把嘴把牢些！但張家驥還是說俞青峰：算了算了，你不要想不通了，人家徐敬宣抗戰就參加了革命，尚且難免勞教，你還委屈什麼？你說我說的對不對，老徐！徐敬宣說，不要扯我，你們說話不要扯我。我是真有罪，但我不反對黨。人們都笑了，笑聲中張家驥又說，你不反黨？你真不反黨嗎？可我聽你們通渭縣來的右派說，你說過——勞動人民當家做主了，勞動人民夏天曬得油淌哩，冬天凍得淌哩——這樣的話，對不對？徐敬宣說那是前幾年下鄉哩，和人閑諞的話。張家驥說，閑諞的話？你呀，醜化勞動人民，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多麼惡毒！多麼惡毒！徐敬宣說，反正我不反黨，反正我不反黨。
人們哈哈大笑，擔著糞筐走了。
陳毓明穿過東馬路。走到獨一處飯館的後邊去。馬路邊一溜排開建了許多商店、理發館之類的房子，還有一些不知幹什麼用的空房子。房子後邊就是沙灘。這是一座新建的城市，環衛設施不健全，公廁很少；行人都在牆角、牆根和房後的沙灘上解手。他順著這種地方走，把風幹了的或者不怎麼幹的糞便用糞杈鏟到芨芨草筐子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