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到家了！“楊蘭姐，待會來我店裏玩呀。”水仙幫我把箱子提到車門口。
“好啊，待會見。”我朝水仙揮揮手，一個人匆匆下了車，班車繼續向前行駛。
我的心已經飛到了家裏。我提著行李下了車，踏在生我養我的楊家村的土地上，走在家鄉的石頭小巷裏，看著小巷兩邊的新牆舊瓦，望著小巷那一頭跑來兩個互相追逐的小孩，聽著他們那清脆親切的鄉音，我激動的心怦怦直跳，微笑似乎凝固在我的臉上。終於，我來到我的家門前。
我的家由三座老舊的房屋圍成一個三框兒，正對著石頭路麵的老街，中間是一個長方形的院子。院子和老街之間用兩堵斷磚條石砌成的一米高的矮牆，左側的平房是用泥磚砌成的柴房，中間是兩層的老木板屋，右邊的磚包木房也是兩層。老屋和圍牆圍成的院子分為三塊。左右兩塊地是用條石、鵝卵石鋪成的，凹凸不平，中間那塊則是泥巴地，這塊泥巴地靠老街栽了一棵像一把兩米高的綠傘的橘樹，橘樹上已長出黃豆大小的綠橘子了。橘樹下有我家的幾隻雞鴨在乘涼。左邊老屋的牆腳放著沾滿豬菜米糠的木豬槽、擱著豬菜、豬耙、钁頭等的破舊養兔欄。中間老屋的牆腳堆著一垛劈柴。右邊老屋的牆腳則放著一個醬油壇、一堆上麵放著一雙破舊解放鞋、幾個廢電池、兩把洗衣刷和一個裝有肥皂的肥皂盒等的青磚，青磚邊豎著一根約六米高碗口粗的杉木，那是電視天線杆，扁導線從杆頂的接收天線垂落下來，連接到新廳堂裏的黑白電視機。我走進右邊磚包房的廳堂，在廳堂裏抬頭可以看到塗了大紅漆的楓樹脊檁，而大梁、檁子、椽子、柱子、內牆都是用杉木構造的。廳堂正麵的牆上有一副木製的塗了紅漆的神龕，神龕上層有一供奉著祖先靈位的小門閣，打開兩扇雕花鏤空的巴掌大小的木門，裏麵木板上寫有用毛筆書寫的先人姓氏。上層還供奉著觀音菩薩、財神爺的木雕五彩塑像。下層擺放著木燭台、線香等。神龕裏的牆中間的綠紙上寫著“天地國親師位”，左右兩張紅紙上分別寫著“家慶堂上福德神，天水郡中昭穆祖”（天水郡：楊氏祖先居住地）。神龕下擺著一張約六尺長一尺寬四尺高的高腳香爐案，案下擺著一張八仙桌，八仙桌上放著一台十四英寸的舊黑白電視機。這座兩廂一廳的木瓦房在我父母結婚時是新房，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成為了無數老屋中的一座了。家裏除了一台用了五六年的收錄機和一台黑白電視機外什麼電器也沒有，除了早幾年請竹篾師傅打了幾把竹椅外，家具都是用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古董”。那顏色變得衰老的幾個大紅櫃子放在坎坷不平的泥塊地上，不知是什麼年代做的，表麵的紅漆脫落得像老鬆樹皮，雕刻的花紋裏隻能看到一星點一星點的金黃的漆皮掛在上麵，睡的床還是雕花鏤空、塗了彩漆的老式木床。每個窗戶外用竹篾編織成許多小格子釘在外麵，窗戶內側裝著兩扇木板窗門。白天，隻要把門和窗關上，房間裏頓時成了黑夜了。家裏沒有掛衣櫃。一家四口人，衣服雖然被分放在幾個大紅櫃子裏，並且經常會被折疊，但由於人多手雜，特別是我還小的時候，爸媽忙著在村集體掙工分養家糊口，常常沒時間收拾衣服，導致桌子上、椅子上、櫃子裏常有一團團的衣服，肮髒的、幹淨的常常混在一起，常常使母親頭痛。家裏一直養著些豬、雞、鴨，經常可看見這兒一點那兒一堆的糞便，聞到淡淡的臭味。要不是大家常常整理雜物、清除糞便，這兒抹抹掃掃和那兒洗洗撿撿，家裏會成什麼樣我真不敢想象。
雖然，一切都是那麼雜亂破舊、令人厭惡，跟傅斌家價值幾百萬的豪華別墅比，用天壤之別來形容一點兒也不過分，但老屋在我心中是多麼親切崇高。因為這是我的家，生我養我的家，從小到大在老屋慈祥目光中漸漸長大的家。
我在新廳堂和兩廂的臥室找爸媽，但沒找到，我把舊皮箱和旅行包放在新廳堂左邊臥室的泥巴地麵上，再也控製不住自己了，急切地走出新廳堂朝著中間的老木板屋大喊：“媽，媽，我回來了，我回來了！”
“蘭兒？是蘭兒回來了！”從中間老木板屋的舊廳堂傳來母親欣喜若狂的叫聲。我看見我親愛的母親一邊用手擦揩著圍裙，一邊跑了出來。她身材偏瘦，比我矮一些，身穿請鄉下裁縫做的老式的米黃色襯衫和灰色長褲，腳穿一雙半新的解放鞋，烏黑頭發向後紮了個馬尾辮，歲月在她額頭上和眼角刻畫了它的腳印，和我一樣柳葉細眉丹鳳眼瓜子臉，左眉梢有一顆黑痣是母親和我臉部唯一的區別。我欣喜地張開雙臂，跑到母親跟前，摟著娘的脖子撲到娘的懷裏：“媽，蘭兒回來了！”
“蘭兒，我的好女兒，你怎麼回來了？回來了就好，回來了就好。你吃了飯沒有？沒吃飯就快來吃。”母親離開我的懷抱，拉著我的手穿過舊廳堂，走進廚房，“飯還在鍋裏，還熱著呢。沒有什麼菜，我給你煎幾個荷包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