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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寶山事件是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借口之一。
在曆史上，該事件不過是由漢奸出頭，日本人力挺並主導，朝鮮人參與其中的，與吉林長春縣萬寶山地區因土地租約以及農田水利而產生的糾紛。
由於漢奸郝永德采用欺詐性手段與當地農民手簽定土地租約，在租約尚未生效就將有關土地轉與受日本人控製的朝鮮人經營，並進而在日本人別有用心的指使下挑動與當地農民間的事端，日本軍警又公然偏袒，致使衝突愈演愈烈，最終發展成日本軍警向萬寶山當地農民開槍，吉林地方保衛隊與日本軍警對峙的惡**件。隨後，日本和朝鮮的報紙又故意捏造事實，進行欺騙宣傳，煽動仇華情緒，在朝鮮平壤、漢城、仁川等地掀起排華暴行，致使華僑死傷幾百人。
當然，眼下日本軍警剛向中方民眾開槍不久，有關的仇華暴行尚未出現。
趙振中知道，即便沒有萬寶山事件和後來披露的中村事件做借口，日本人也會找到其他借口，就如同其自編自導自演，用於欺騙世人耳目的柳條湖事件一樣。與萬寶山事件相比，趙振中更為關心花穀正的酒後狂言，當下問道：“那花穀正具體都是怎麼說的？”
劉成林皺著眉頭想了想，說道：“威爾士也是聽別人當作笑話轉述的，好象花穀正說的是什麼等7月份大炮送來，到秋後就可武力解決滿蒙之類的話語。日本人在東北各處的兵力滿打滿算不過兩萬人左右，而東北軍方麵連同關內有近40萬的兵力，這樣的兵力對比，日軍怎麼可能武力解決東北？花穀正的話應該是酒後狂言罷了。”
“酒後狂言麼？那可不見得。”趙振中思緒萬千，幽幽地說道，“日本人有時候就是徹頭徹尾的瘋子，可這樣瘋子，有時候卻被日本民眾奉若神明，最典型的莫過於日俄戰爭時采用自殺性攻擊的乃木希典了。而花穀正等人也正是這樣的瘋子。”
花穀正雖然現在隻是一個少佐，但他卻在1930年就出任日本駐沈陽特務機關擔任輔助官，其上司就是後來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賢二。由於接近駐東北日軍的高層，加上思想與土肥原賢二、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有共鳴之處，從1929年7月開始，板垣、石原、花穀正三人便就“滿蒙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之後三個人每周都要聚會進行研究。
而時任關東軍高級參謀的板垣與石原，根據當時關東軍司令官的畑英太郎的命令，組織關東軍參謀進行“旅行”演習，勘察東北地形，擬訂進攻路線，為其後武力奪取東北進行準備。
經過參謀“旅行”，板垣與石原等人對長春、哈爾濱、海拉爾、洮南、山海關、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隊的軍情進行了刺探，以此為基礎，暗中製定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作戰計劃。
到1931年春天，板垣與石原在擬訂了武力解決滿蒙的計劃後，又同花穀正謀劃了“製造了柳條湖事件的概略計劃”。而且考慮到“製造戰爭借口顯係輕而易舉，可是問題在於處理善後難”的問題，為了爭取日本軍部內的實權人物的全力支持，1931年6月，花穀正攜帶《滿蒙問題處理方案》赴東京，與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長建川美次少將、參謀次長二宮、中國課長重藤千秋大佐、中國班長根本博中佐、俄國班長橋本欣五郎中佐，及軍事課長永田鐵山相見會談。
這個《滿蒙問題處理方案》得到了日本陸軍省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大佐，參謀本部岡村寧次大佐、東條英機大佐的支持。永田鐵山還親自到東北視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製定的“關東軍武力解決東北問題的方針”，並答應撥給關東軍兩門24厘米口徑的重炮以為臂助。
1931年6月下旬，板垣、石原向花穀正及今田新太郎大尉說明了9月下旬要在沈陽柳條湖開始戰鬥行動。從那時起，花穀正和今田新太郎便開始物色作為骨幹的人選，為事變的發動做準備。
能夠參與改變曆史的行動，並被賦予重任，花穀正的心情自然是激蕩萬分。可參與如此重大的行動，現在卻不能被人所知，無法享受眾人那狂熱崇拜的目光和讚譽，花穀正心裏可謂遺憾多多。終於，在6月底的一次酒會上，喝多之後的花穀正忍不住向眾人自吹自擂，炫耀自己即將取得的武勳來。不過，花穀正的大嘴巴並沒有給他帶來期待的讚譽，相反，得到的卻是眾人的嘲笑以及板垣、石原等人的嚴厲斥責。
花穀正也知道自己酒後失言會惹來大麻煩，便灰溜溜地專心物色起今後行動的可靠人選來。並在8月中旬確定了詳細的柳條湖計劃方案，對有關人員進行了具體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