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運動在本世紀的開始已早失去其本來的目的了。
年複一年，於是工會亦墮入了社會民主黨政治的勢力中，後來竟成為階級鬥爭的唯一的利器了。
資產階級於這種現象，不但不取攻勢，反而受其壓迫和蹂躪。
最後。才采用不大合宜的方法，然而為時未免太晚，不能發生效果，而且因其弱點很多，終於遭到民失敗。
因此，不但一切依然如舊，而且不平反較前更甚。
“自由工會（free trades nuion）正像駭人的狂風暴雨，竟而低降於政治水準之下，它威脅著社會的安全，民族的獨立，國家的鞏固，以及個人的自由，可以說是一種最可怕的工具。
尤其厲害的，它會嘲笑著民主的觀念。
玷辱自由，譏諷博愛；說是：“你如果不從我，我便把你的頭顱打破。”
工人略略懂得了一些“人類的友情”，為時既久，我的見解，也就日益廣大而深，因此也就無法來把他改變。
我既洞悉了納碎黨的外表，於是便想進一步知其學說中的要旨。
可是黨當局發表的文字，於我幾毫無裨益。
在討論經濟問題的時候，其立言的辯證都不大正確；而說到政治方麵的進，其所說的更是不能成理的。
因此，我對於那些瑣辯的詭飾的文字，憎厭達於極點。
最後我才知道了這種殘賊的學說是和那某種種族的特性有關的，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明白铖太人，便明白納粹黨內部真相的惟一關鍵了。
明白了這民族，便是揭穿了對於這黨的目的和意義上一切錯誤的觀念，並且再暴露了馬克斯主義濫用社會主義的美妙的文字以以欺世。
“猶太”這一個名詞，在什麼時候才開始對我發生了特殊的意義？這個回答，縱非不可能，但也是很難的。
我現在已不能追憶到我父親在世的時候，會於家中聽過了記詞否。
叩使他老人家曾經說及這名詞，我想大概也是指一種之遂古的文化而言。我父生平略具世界公民的觀念，而且還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這是在我所受的影響是很大的。
我在學校中的時候，也不會有過其他足以更易了我居家的時所受了印象。
在家科學校中的時候，我曾經認識了一個铖太兒童，他很快被我們所重視；因了各種的經驗，得悉其人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因此我們便不很信任他了。
當我在十四歲的時候，常於政談中聽到“猶太”這個名詞。這時我對之未免稍有不悅；至於討論宗教的歧異時，那我便感到更覺不安了。
那時無對於這問題尚無他方麵的觀察。林茲（Liuz）的猶太人很少，以過了數百年之後，他們業已貌似歐洲人了，而我仍視之為日耳曼人。
當是我還不知道這種觀念的錯誤，因據我的所見，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區別，就在其特異的宗教上麵。
我既以他們因宗教較之故而受到虐待，故對於不利他們的評議，常常鄙視而加以痛嫉。
至於對猶太人的仇視，則我尚有同學有這種意思。
以後我就到了維也納。
奧京的建築十分壯麗，使我感到了目眩神迷。
這時候我正被困難壓迫，所以我對此大都會中人氏的成分，不大曉得，雖然在維也納二百萬的人口之中，約有二十萬的猶太人，但我竟不會感到。
在最初的數星期中，心目所觸的一切，令我應接不暇，迨後我的心神略定。對此新世界才得了一個較深刻的觀察，而猶太人間題亦就因之而起了。
我和猶太人的相識，一無沽洽意的地方。
我仍認猶太教就是一種宗教，因而本了人類互相寬恕的意念，極不想就宗教上來對他們加以攻擊。
找因此以為維也納反對猶太人有報紙所持的論調不合—個偉大民族的文明的慣例。
我又想到中世界發生的某些事件，心中很為不快，快極不願見其再於今日重演。
但是，這類報紙大都沒有什麼聲望，——一我當時也不知道所以然一一—我認為是偏激的論調而非正直的言論。
在當時確有聲望的報紙，對於此種的攻擊，大都作著莊嚴的答辨，或者竟置之不顧；這種態度，頗可令人敬服，所以我的意見，也就因之而亦堅。
我秀勤於閱讀那些所謂世界報，像新自由報（Neue FreiePresse）維也納日報（Wiener Tageblatt）等，但恨為滿意其對於宮廷的諂媚的那種卑汙態度。
宮廷之中有一事件發生，莫不以歡欣謳歌的醉人的語懈災為之刊物，這種愚蠢的行為，施之於最最賢明的對主，也無異於“山雞”交尾的行為。
我深以為這是自由民主政策（LiberleDcmokratie）的汙點。
我住在維也納，仍是秀熱心的注意於：德國的一切事件，不論是政治問題或是文化問題。
我以德國的興隆和奧國的衰替相比較，不禁為德國人慶幸。
告別珍的外交事件。雖然差堪慰藉，但是內政方麵不免叫人失望而感到不快。
對於抨擊威廉二世的運動我是不讚成的，我不但認威廉為德國的皇帝，且還尊之為德意誌海軍的創始人。
所以對國會不許皇帝演說一事，使我不勝憤怒，因為在我看來，國會不配發出禁令的。
這些混蛋，在一次會議時所發狂妄的謬論，較之曆朝皇帝——甚致最沒有用的——於幾百年中所發生的表演無聊的謬論為尤多。
在一國之中，任何的愚春，都有著批評的權利，而且都有人入國會為立法員的資格，現在身居帝位的人，反受這最荒謬的機關所譴責，這實使我憤怒的事。
更使我憤怒的，就是維也納的報紙，從前對於宮廷的卑汙諂媚，現在則用虛偽的關切來發表它反對德皇的言論，它們竟顯示出不可遮掩的仇來了。
這是我所不得不承認的，在反對猶太人的報紙之中，有一種叫做德意誌民眾報（Deutsches Volksblatt）的，關於這論題的態度，比較是適當的。
那些較有勢力的報紙，對於法蘭西人諂媚的醜態，那也使我很不痛快。
當一個人看到讚揚他們所謂“偉大文明民族”的歌頌時，不能不羞於做一個日耳曼人了。
這種向法蘭西求歡的卑汙狀態，使我把這種世界報紙憤而丟棄的已非一次了。
我看到民眾報，對於這種事的所持的見解，雖然稍為狹隘，然而實較純潔。
我本來不讚許其反對猶太人的苛論，但是，當我在看其辯論的時候，雖以使我發生著一種深思。
總之，我因此而慢慢地知道了當時決定維也納命運的人信其運動的主持者是卡爾呂格勒博士（Dr·KarlLueger）和基督教社會黨（Christian SocalistParty）。
當我抵達維也納的時候，卡爾·呂格博士和基督教社會黨都我所仇社的。
在我看來，這人和他的運動都是反動。
有一天，我行經內城，忽然碰到一位穿著土耳其人的長衫和兩邊留著黑卷發的償，我便私忖著“這是猶太人嗎”然而在林茲城中的猶太人並不這檔。
我便密察這個人狀貌，後來，我的腦海中的問題變為：“這是一個日耳曼人嗎？”
平時，我碰到這種情形，每靠書籍來釋疑。我第一次用幾個“赫勒”去買了幾本反對猶太人的小冊子。
想不到這種等書冊中所論的，都以為讀者為於猶太問題是略有所知，或是相當的了解的。
這些小冊子的論調，竟又使我疑團發生；因為其中所說的，都是極淺極薄而不合科學的辯論。
這一個論題既是這樣的廣大，而想研究又是這檔的茫然無邊際，我惟恐有失公平，所以又惶然而不敢自信了。然而，他們實在不是信奉他種宗教的日耳曼人，而是別一民族，我在這裏已不能再有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