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勢而起變通生財
山西商人
他們是我國最早的商人，是明清兩代十大商幫之首；他們生在黃土地上，在長城腳下起家；他們的商號曾遍及全國各地並波及日本、阿拉伯、東南亞；他們雄霸國內商界五百年之久，創造了不朽的輝煌。
晉商的輝煌，在明清兩代尤為突出。那麼，為什麼在那個商幫四起的年代，晉商占據鼇頭，獨領風騷？為什麼在經曆了幾百年的風雨後，他們又風光難以再現？
本章將解析晉商雄霸商界的秘密，用晉商留下的事實告訴今天在商界中拚搏創業的人：經商中，我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借勢而起，變通生財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生財。
提起山西，人們自然會把它與黃土高原聯係在一起，也自然會想到那裏的“天寒地瘠，生物鮮少”的惡劣生存環境。山西地處黃河中遊的東端，北依萬裏長城，與內蒙相鄰。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為經商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區域優勢，也正是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特征，造就了雄霸商場五百年的晉商。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晉商生於黃土，長於黃土。貧瘠的黃土地上生產出的糧食卻根本難以解決當地人的溫飽。窮則變，變則通，通則生財。迫於生存的壓力，山西人隻能出外謀生。山西人跳出了中國封建社會“重農抑商”觀點下形成的“商人卑賤”情結，把解救他們於貧窮困苦之中的“商”與“農”視為同樣的本業。
山西人窮則生變，利用“天時”所賜的曆史機遇，“地利”所賜的區域優勢，憑借其生生不息的自強拚搏精神，走出窮鄉，在數百年的曆史中縱橫捭闔。
山西北依萬裏長城，而長城則是封建王朝抵禦外敵的重要防線。每年花在駐守長城方麵的銀子就上千萬兩，對於支出這筆銀子的皇室，自然是心痛至極。於是，山西行省本著為主子排憂解難的原則上奏名為“開中法”的奏議。即借助商人的力量將糧食運輸到邊地，然後給這些商人若幹“鹽引”（販運、出售鹽的憑證）作為回報，商人憑借“鹽引”到鹽產地管理機構取鹽，然後銷售獲利，除補償運糧費用以外的收入歸自己所有。這樣，皇室就不用每年支出大筆的雪花白銀來鞏固邊防，而商人又可以獲得厚利。軍糧改為民運，為晉商的發財創造了曆史機遇，晉商借勢而起，發展為與徽商抗衡的大商幫。
此外，山西票號的興起，在資金調撥、跨地區彙稅方麵，為各地的商品流通提供了全麵的、快捷的、有效的服務和保證。隨著晉商資金積累的不斷雄厚，他們在各地建立了分號，由於當時清王朝尚未建立國家銀行，所以，晉商所創的票號就自然而然地擔當起了“彙通天下”的重任。票號不僅加強了各地的經濟聯係，也使晉商在這種聯係中愈來愈發展壯大，成為聞名商界的商業勁旅。
開拓進取自強不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古語有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山西商人大多白手起家，靠著堅忍不拔、自強不息的精神開創出一條走向發達的從商之路。山西山多地少、土瘠民貧、天寒風烈。生活的困苦逼迫著山西人背井離鄉，白手起家，吃苦耐勞而成就大業。
著名的旅蒙商號大盛魁稱雄蒙古草原200多年，其創始人王相卿、祁縣人張傑、史大學，早年生活都很貧苦。王相卿曾因生活逼迫，被迫在清軍服役，兼做挑擔式隨軍生意。張傑、史大學也曾為了生存而隨著清軍征討葛爾丹部隊做隨軍貿易。後來，他們在他鄉相識，並結為異姓兄弟。他們決定合夥做生意，依靠三人的力量共創一番事業。由於初始營業不佳，張、史二人不堪艱難的處境，返回家鄉另謀生計，而王相卿則獨自堅持留了下來。後來，營業情況日益好轉，王相卿便招了個學徒，又親自把張傑、史大學邀來，繼續合作，成立名為“吉盛堂”的商號。之後，到康熙末年（也傳雍正初年）改“吉盛堂”為“大盛魁”，將總號設於烏裏雅蘇台，後來遷到化城（今呼和浩特），最後終於發展成為壟斷外蒙市場的商界巨頭。
為了紀念艱難的創業，“大盛魁”的財神座前供奉著一條扁擔、兩個貨箱、一塊石頭，一碗稀飯。扁擔是紀念創始人是以戶挑貿易起家；貨箱，也是創始人用過的裝財物的木箱；石頭是創業時曾經用作秤砣作為秤銀子的衡器；稀飯則是紀念當年三人曾因極度貧苦在除夕之夜合吃一碗稀飯的心酸。
王、史、張三人以頑強不屈的精神，終於使“大盛魁”這家專做蒙俄貿易的商號，達到了員工6000餘人，商隊駱駝近2萬頭，年貿易總額上千萬兩的規模。
他們不畏艱辛，走過草原，穿越千裏沙漠。他們走過烈日炎炎、灼沙遍地的酷暑，走過朔風凜凜、白雪皚皚的寒冬。他們踏出了一條以山西、河北為樞紐，北越長城至俄境西伯利亞，東達扶桑，南到東南亞的國際商路。
商場如戰場，險象環生。商人們不僅要克服天氣之險，還要常常遇到生命的威脅。
清朝嘉慶以後，社會日益動亂，盜賊四起，商人經商隨時麵臨著被殺傷搶掠的危險。但是山西商人並未因此而退縮，四處經商仍然照舊，毫不畏懼。
許多山西商人把前輩留下的美德代代承傳，形成一種開拓進取，自強不息的創業精神。憑著這股精神，山西商人創出了自己的商號，雄霸中國商界達五個世紀之久。
勤儉持家重商敬業
他們曆來崇尚節儉。吝嗇是因為他們賺錢不易，守財是因為他們重視資本的積累。
山西商人向來以“守財奴”著稱。雖然這往往被賦予貶義，但卻也從另外一個角度上反映了山西商人勤儉持家的好品質。
山西人因窮而變，通而生財，創業的艱苦使他們更加明白錢財來之不易，所以他們曆來崇尚節儉。吝嗇是因為他們賺錢不易，守財是因為他們重視資本的積累。
古往今來，凡成功的商業大賈，都十分注重節儉，厭惡奢侈浪費。雖然他們家財萬貫，但勤儉是持家之正道，也是創業精神的另一種體現。
勤儉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古老的訓誡。古語雲：“成由勤儉，敗由奢”。這句話說的就是勤儉作為一種美德在興衰中的重要作用。
山西商人從艱苦卓絕的創業到大富大貴的富賈時代，他們一直遵守著老祖宗的遺訓，克勤克儉，留下了晉商勤儉持家的美譽。
“大盛魁”的祠堂前供奉著老祖宗創業時的扁擔、貨箱、一碗稀粥，警戒著後世子孫要牢記祖宗創業的艱辛，要保持勤儉節約之風。
祁縣喬家富賈一方，然而喬家大院老宅門上的“慎儉德”三字，至今尚存。正是這幾個字，在喬家長達兩個多世紀的經商歲月裏，節約勤儉，創下了喬家偌大的家業。
勤儉既是經商的一種美德，也是商業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手段。
山西商人不僅生活節儉，更重商敬業。他們跳出了“重農抑商”的封建思想，對這個救他們於貧窮困苦之中的“商”很是尊重。
山西商人熱愛自己的事業，將商與農工同樣視為本業。山西的富商常氏就以經商為榮耀。“有兒開商店，強如坐知縣”，這個民諺也廣為流傳。
家族觀念至上群體精神為先
山西人在“齊家”思想的指導下，將養家糊口放在首位，其次才是興創家業之目標。
山西商人不像其他商人那樣勢利，他們追求利益，但是這種追求是建立在中國傳統的“仁義”道德基礎之上的。他們信仰精神的力量而非錢的力量。
在山西人的眼中，家庭是最為神聖的。中國有句古話叫做“齊家、治國、平天下”，認為隻有齊好家，才能夠治好國，進而使天下太平。由此可見，家庭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占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山西人在“齊家”思想的指導下，將養家糊口放在首位，其次才是興創家業之目標。他們往往將家業和諧、興旺視為人生中最為值得驕傲的成就。
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重視群體力量的發揮。他們經常用家族宗法與同鄉同族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來維係，以關公作為精神上的崇拜者和守護神，通過義氣和信譽結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山西人的這種群體觀念，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以家族間的和睦為源頭的。如祁縣商人喬映霞主持家政時，為了讓家中子弟懂得家和萬事興的道理，曾將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讓練有武藝的九弟先把一雙筷子折斷，然後又讓他一次將九雙筷子折斷，結果九弟費了很大的力氣，也未能將其折斷。通過折筷子這個具體的比喻，喬映霞希望其兄弟懂得團結互助的道理；堅持發揚這種群體精神，使喬氏家族興旺發達。
隨著山西商人商業活動區域和業務範圍的擴大，商業競爭日漸激烈。這時，山西人便集合同鄉、同族，結成大大小小的商幫，逐漸發展為強勢群體。“晉商”就是對具有地域性的山西商幫的籠統之稱。
山西商人以地域鄉人以及宗族弟兄為紐帶結成商業群體。他們在各地設立會館，作為商幫形成的重要標誌。到了清朝後期，山西票號在國內80多個城市設立了分號，從而形成了一個彙通天下的彙兌網絡，也是以鄉人為主體形成的山西商人群體。
在山西商幫中，將關公作為敬奉的神靈。山西商人對關公情有獨鍾，因為關羽本人即是山西人。作為它的同鄉，山西人因而感覺到頗有榮譽感與自豪感。山西人祈求神威廣大的關羽降福保平安。山西人經商範圍的廣泛使他們經常遇到天災、人禍等意想不到的困難，他們敬奉關公，在心理上希望得到關羽神威的庇護，消除災難，保護其大富大貴。在許多晉商發跡的城市，大凡都有關帝廟。山西商人借助關羽的“義”來團結同仁，借助關公的“信”來招攬顧客，他們希望通過這位神威廣大的神靈，監督他們的商業活動在正義中開展，在同行中取得良好的威信。
誠信守義以義製利
經商的目的旨在賺取利潤，如果重義而不求利，就違背了經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講義，則有悖社會公德。
山西商人以其崇信尚義而名聞四海。梁啟超也曾說：“晉商篤守信用。”
晉商以誠信守義、以義製利為經營理念，勤勞守信、崇尚信譽。雖身入財利之場，卻能夠堅守儒家義利思想，將義與利的關係處理得恰到好處。義與利是一對矛盾。經商的目的旨在賺取利潤，如果重義而不求利，就違背了經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講義，則有悖社會公德，就長遠而言，終究會損害商人自身的利益。山西商人“輕財尚義，業商而無市井之氣”，“重廉恥而不失體麵”，以崇信尚義為準則時刻約束自身，將嚴守信譽的商業美德代代相傳。他們“絕不賺昧心錢”，以做信義取利的誠賈廉商為榮。他們受一事諾一言，把信義和取利結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譽相傳，形成了其穩固的商業地位。
晉商崇尚信義，以誠待人，並非個別，而是普遍和一貫的。喬家的複字號商號之所以長盛百年，就在於其不圖非分利潤，靠信譽贏得了長期客戶。凡複字號的商品，必保證質量，價格公道，決不會以次充好，缺斤短兩，使客戶蒙受損失。因此，複字號就是信譽的保證。
有一年，複盛油坊運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銷售，經手店員為貪圖厚利，竟在油中摻假。此事被掌櫃發覺後，立即飭令另行換裝，以純淨好油運出。雖說店裏暫時受損，但因其誠實不欺，複字號的油成為信得過商品，商號也因此而信譽大增。
在銀兩作為流通貨幣之前，“大盛魁”生產的磚茶竟作為交換用的貨幣使用。凡“大盛魁”出售茶、絲、煙等，蒙民及俄商出賣馬、牛、羊、駱駝、藥材等，皆換算成磚茶若幹塊，然後再結賬。“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見一斑。
山西人經商以信以誠為本，招徠了更多的顧客，生意也就越做越紅火。由於山西商人在經商中奉行崇信重義的職業道德和遵守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劃，成績卓著，而受到社會的廣泛好評。
商借官勢發財保財
晉商有著獨特靈敏的政治嗅覺。在做生意的過程中，他們表現出了非凡的智慧。
晉商有著獨特靈敏的政治嗅覺。在做生意的過程中，他們表現出了非凡的智慧。在獲得厚利的同時提升了家族乃至晉商整體的社會地位。
明代山西大鹽商張四教其父張允齡、叔父張遐齡都是商人，其兄張四維、其舅王崇古則是大官僚。張四維官居吏部尚書兼內閣大學士，王崇古官居兵部尚書兼大總督，權勢顯赫。而王崇古之兄王崇義、父王瑤、伯父王現，也是商人。
張、王兩族利用朝中有做官的權勢，在商業上獲得暴利，禦史部永春巡視河東鹽池時稱“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其中所言勢要，就是指四維、崇古；大商指四維弟、崇古兄。
山西商人憑借官方權勢贏取暴利在清朝更為突出。晉商在明末清初之際，為女真入關提供了豐足的生活和軍需品，可以說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所以，一些晉商如範永鬥、王登庫等在清王朝“定鼎後承召入都”，享受“賜產”、“賜職”等優待，由在張家口名不見經傳的商販，一躍成為禦封的顯赫皇商。自此，範氏家族在長期壟斷軍糧運輸和辦洋銅中獲得了暴利。
晚清名臣張之洞在未發達之前，囊中羞澀，買官無銀，在借債無門之際，求到了協同慶票號門下。協同慶老板久聞張之洞大名，又聽聞張將有重用，便慷慨解囊，借銀十萬兩為張買官之用。不久，張之洞果然榮任兩廣總督，為了報答協同慶的大恩，他將兩廣的官方財稅解彙，全部交給了協同慶，協同慶也因此而獲得了巨額利潤。
借官勢而謀利，與官合一，是晉商普遍使用的手段。除了那些顯赫的皇商，大多商人均通過結交權臣及地方官吏，求得庇護，賺取錢財。
審時度勢精於購銷
最能顯現出山西人目光的莫過於一係列票號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對於商業的重要。
餘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說：“最能顯現出山西人目光的莫過於一係列票號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對於商業的重要，於是就把東西南北的金融命脈梳理暢通，穩穩地把自己放在中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的地位上。這種種作為，都是大手筆，與投機取巧地小打小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這一番話正是對晉商能夠審時度勢、把握時機的一種肯定。
他們在明初看到北方邊鎮市場的出現，捷足先登，充當邊商，而興起於商界。入清以後，他們看出清政府推行滿蒙聯盟政策後，旅蒙商業大有可為，又最先身入到蒙地，成為最大的旅蒙商，並控製了恰克圖對俄國際貿易。這些都是善於審時度勢的結果。
在晉商的個人或商號的經營活動中，善於審時度勢，同樣很重要。如平遙縣人趙德普，原是讀書人，鹹豐八年經人介紹入協同慶票號，很快受到經理孟子元的賞識，破格起用，出任蘇州分號經理。按照慣例，開設新莊，總號理應提供一些鋪底資金。但趙德普分析了蘇州的商業形勢後，竟然不拿總號資金，僅攜兩名夥友，就到蘇州掛牌開張，並很快打開了局麵。不久，蘇州分號因為政局動蕩而出現艱難局麵，趙德普在此危險之際受命調任蘭州分號經理，他心不慌，神不亂，分析了國內形勢後，妥善處理票號與政府的關係，使票號不僅在蘭州站穩了腳跟，而且乘勢在良州、肅州、寧夏、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建立了分號，大大拓展了協同慶的業務。
後來，趙被任命為負責協同四川方麵的總務。趙氏往來於成都與重慶兩號之間，協調兩號關係，發揮各自特長，整整二十餘年間，四川的業務居全號之冠。由於趙德普善於審時度勢，被本號人稱為“常勝將軍”。光緒十三年，趙德普被財東提攜出任總號經理。
晉商善於對瞬息萬變的市場行情做出準確預測，而且根據市場的變化提供顧客最需要的貨物，最後達到產銷兩旺。如旅蒙晉商200餘年長久不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組織貨源有針對性，營銷方式靈活。
蒙古牧民以肉食為主，喜歡磚茶，旅蒙商號“大盛魁”就自設茶莊進行磚茶加工。蒙古牧民喜歡穿結實耐用的斜紋布，“大盛魁”就大量組織貨源，並將斜紋布按照蒙古牧民的習慣，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蒙靴、馬氈、木桶、木碗、奶茶用壺等蒙古牧民的生活必需品，“大盛魁”均按照蒙民的習慣專門加工。因此，蒙古牧民隻要是見到大盛魁記商品，便會爭相購買。根據蒙民遊牧、居住點不定，分散而居的生活習慣，“大盛魁”采取流動貿易形式，組織駱駝商隊，深入到牧民居住的帳篷中進行交易。蒙古牧區貨幣經濟欠發達，“大盛魁”就采取以物易物和賒銷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現金，而以牧民的羊、馬、牛、駱駝和畜產品、皮張等折價償還。由於“大盛魁”在貨源組織商有針對性抓住市場需求，以不變應萬變，方便了蒙古牧民，從而使“大盛魁”在蒙古草原上的經商活動獲取了巨大的成功。
儒賈相濟學而優則商
學而優者首先送入商途，而不選擇仕途，這是山西習俗觀念中的核心。如果晉商後繼乏人，那又如何去譜寫數百年的創業史呢？
山西人為擺脫貧困而選擇經商之路，並以頑強的勤勞、節儉、拚搏、創新精神闖出前人未闖之路。當山西幫在黃土高原崛起後，當人們認識到進入商號、票號乃是一條安身養家的致富捷徑時，家人在為子弟擇業時自然是把資質最高的送入商號、票號，甚至奔走請托，唯恐選錄不上。但並不是不重學，所謂資質高的，都是先經過私塾學習，學而優者才會被錄用，所以進入貿易一途的俊秀子弟並非學而無術的庸碌之輩。因此確切地說來，山西人的習俗是“學而優則商”。至於中材以下始令讀書，也不是輕視學業，而是把資質較低而心地忠厚的子弟托付於師門，寄希望於繼續接受教育，讀書明理，造就有用之才。
在祁縣當地流傳著這樣一句民諺：“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羨七品寶堂皇”。學而優者首先送入商途，而不選擇仕途，這是山西習俗觀念中的核心。如果晉商後繼乏人，那又如何去譜寫數百年的創業史呢？山西商人的發展影響到山西習俗觀念的轉變，而重商重學的習俗觀念又反過來保證了山西商人對人才的需求。
山西商人中，從明至清有大量亦官亦商的家族，如明代張四維官至內閣要員，其父親、叔父、兄弟皆入商途；王文顯棄儒經商，其弟卻入仕為官；清代渠本翹仕途通達，由舉人而進士，是繼張四維、閻若琚之後商人子弟中的又一京官。還有許多商人原本走的是學而優則仕的路，或因家庭中落，或因無人承繼祖業，而中途棄儒經商。即使最初因為貧窮而走西口謀生的創業者，當初沒有讀書的機會，但致富之後無不嚴課子弟讀書。喬氏、渠氏、常氏等許多富商大家都是從貧困中起家，而後既從商又重教，商家子弟不經過讀書受教的嚴格培養，是沒有資格繼承祖業的。讀書成為山西商人的家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山西商號、票號的經營者不僅注重廣泛網羅人才，授之以全權，聘之以重金，把學而優的人才挽留下來。同時，他們更注重從工作的實踐中培養鍛煉人才。這也是山西商人在使用人才方麵的一大創舉。
山西商人無論是經營商號或者票號，對學徒入號前的考核以及入號後的嚴格培養教育，都是具有深遠意義的舉措。山西商人數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文因素是第一位的。在對人才的培養中，立足於修身正己，集儒、道、兵、法諸家文化之長於人才素質要求，尤其是在實際的業務工作和艱苦的環境中給予每一個人的鍛煉、考驗，使他們不僅具備了商家鼻祖所言智勇仁強的基本素質，還特別地具備了戰勝各種艱難困苦條件的大無畏精神，才使山西商人在明清500年間縱橫捭闔，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競爭對手能夠阻擋他們南征北戰，甚至歐洲商人亦望之生畏。山西商人的這種精神特質，為“學而優則商”注入了特殊的內涵。
薄利多銷產銷結合
山西商人不好高騖遠，他們不會等到貨物價格最高時才出售，因為當你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價格之時恰恰正是這種商品的降價之時。
山西人在經營過程中非常重視薄利多銷，產銷結合。
在經商過程中，山西商人根據市場行情與商品交換的情況變化而變化自己的經營方略，並順時而行，在具體買賣之中，不拘泥於成見，見利即行。通過實行薄利多銷，產銷結合的方略加速其資金周轉，爭得在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們不貪求厚利，在經商中，經營者通過賤時買進，貴時賣出，賤買貴賣賺取商業利潤，他們懂得如何把握時機，如何保持既賺錢而又穩妥。山西商人不好高騖遠，他們不會等到貨物價格最高時才出售，因為當你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價格之時恰恰正是這種商品的降價之時。他們采用薄利多銷的辦法，以商品全部出手為原則。“十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薄利多銷是經營中一個既有利可圖又穩妥保險的方法。這樣，商品不會積壓，不會造成損耗，有利於資金的迅速周轉，可以通過積少成多來最終獲得厚利。相反，如果單單為了博取厚利，然後一直積壓商品，等待一個銷售價格的最高點，就很容易錯過很好的銷售契機，從而造成貨物積壓，資金周轉不靈。
山西商人經常以薄利多銷為原則將手中產品銷售一空，將周轉回來的資金再投入到更有利潤的行業中去，從而獲取厚利。
如，曆史上山西商人將在內地采購草原牧民需要的服裝、茶葉、布匹、鐵鍋、白酒、紅糖、瓷碗壺、果品等賤價拋售，還將布料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選購，從而使銷售量大增，利潤因之增多。而後，他們根據各地的生活習俗、消費水平、市場具體情況不同，采取產銷結合的方式，直接聯係貨源，購進原材料，自己組織生產加工。
再如，平遙、祁縣中許多從事茶葉販運的商人在福建武夷、安徽六安及湖南等地開設茶葉加工廠，自己加工包裝成磚茶，然後加蓋本公司的商標，到各地銷售。山西人還從事長途販運，自運自銷，產運銷一條龍，這樣既可以大大節省成本的投入，又可以減少運輸成本，並且保證了供貨及時，質量可靠。在那時銷售中，山西商人就大多采用薄利多銷的方式來賺取利潤。
重視信息公平競爭
晉商在經營中重視信息的作用，他們經常通過預測行市進而壟斷市場，最後取得商業上的巨大成功。
在經商中，準確、全麵、及時地把握市場信息，往往能夠快速走在同行的前列，使信息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
晉商在經營中重視信息的作用，他們經常通過預測行市進而壟斷市場，最後取得商業上的巨大成功。
晉商在曆史上以賤買貴賣而著稱，因而就更加需要及時掌握準確的市場信息。晉商雖然沒有徽商那種族譜“聯絡網”，但也盡量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市場行情，掌握各地物資餘缺及影響商業經營因素的情報。在商業總號和分號之間，一般是五天一信，三日一函，互通情報。這種經濟情報對晉商尋求商機和下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通過了解信息，預測行市來把持行市、囤積居奇、壟斷市場、高利盤剝，作賒銷生意。如太穀曹氏在沈陽的富牛俊商號，一次獲悉當地高粱收成因蟲害減產，立即大量收購包括陳糠在內的糧食，秋收後糧價暴漲，富生俊商號因而大獲其利。
現在的山西商人大多繼承了晉幫商人重視信息這一特點，在做生意時，他們很重視對信息的捕捉和反饋。許多大的公司企業都有專門的市場預測人員進行市場上的情況把握，及時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
別被影子給嚇著了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曾說過一句名言：“一犬吠影，百犬吠聲”。
意思是說一隻狗會因為見到可疑的影子而大叫，其他的狗聽見聲音也會跟著叫起來。很多時候，我們所害怕的東西，起初隻是個模糊的影子，而最後把你打敗的，也正是這個經過眾人無限擴大的影子。
阿榮剛到台北來謀生時，在一個小酒吧裏學習調酒。
打從第一天上班，老板便特別提醒阿榮：“我們這一帶有一個流氓，經常來白吃白喝，心情不好的時候，還會把人打得遍體鱗傷，因此，如果你聽到別人說‘大流氓來了’，你什麼也別想，想盡辦法趕快跑就對了。因為這個大流氓實在太蠻橫了，連警察都不放在眼裏，上一個酒保被他打傷，到現在還躺在醫院裏。”
某一天深夜，酒吧外麵忽然一陣大亂，眾人紛紛喊著：“大流氓來了！大流氓來了！快走！”
當時，阿榮正在上廁所，等到他緊張地走出來時，酒吧裏的客人、員工早就跑得幹幹淨淨，連個影子也見不到。
這時，隻聽見“砰”的一聲，前門被人踢開了，一個凶神惡煞般的男人大步走進門。他的臉上有一道刀疤，手臂上的刺青一直延伸到後背。
他二話不說，就氣勢洶洶地在吧台前坐了下來，對阿榮吼著：“給我來一杯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