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老會”乃是以郭重光為首的封建官僚、豪紳地主集團在革、命後成立的，任可澄、何麟書、張協陸合流，光複前夜向沈瑜慶獻計假、獨、立，由其組織保安會左右時局，然貴陽順利光複，保安會未及出爐即夭折，遂另起爐灶成立耆老會，意在左右貴州之政、權。
在辛亥革、命之前，貴州的政、權一直掌握在以張百麟，周素園為領導的“自、治社”和以何麟書、任可澄、郭重光等為首的“憲政派”手中，然而在推、翻清廷之統治後，兩派之人為求生存，也是為了相互之間形成掎角之勢，從而鞏固雙方對於政、權的控製，在亂、世中求務實，取生存，兩派之人尚且能夠相互容納，並且在一定意義內兩者合作，穩固貴州局勢，這樣的場麵雖然尚能算是比較和睦，但是對於權力的爭奪，兩者之間卻從未停止過，雖然兩者之間有所合作，但是卻不能稱之為“同心同德”而是應該準確的定位為“各有異心”。
所以這樣的情況，持續的時間必然的不會長久，果不其然，當貴州通電宣布“獨、立”以後，貴州擁有了單獨的權力之後，兩派之間的“戰爭”終於爆發了，原本就心存各異的兩派，終於在這個時候，從所謂的“政、治意見分歧”延伸成為了“政、治戰略衝突”，而兩派之間的關係，也從所謂的“相依為命”、“共同扶持”一轉改變成為了“水火不容”的局勢。
水火不容的局勢並沒有持續很久，當然了，這不是說他們兩派之間相互議和了，而是將冷衝突變成了熱衝突，兩派之間竟然兵戎相向，真刀真槍的幹起來了，當然了，作為他們兩派，即便是真刀真槍的打起來，也不會形成戰場一般的局勢，不過雖然沒有戰場上的聲勢浩大，死傷慘重，卻也弄得兩派人之間，各有死傷，當然了，這不包含兩派的核心要員，死去的都是那些當兵辦事的，亦或者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
兩派之間的兵戎相見自然不能被貴州的百姓所允許，而這兩派人那，都是遊弋於政、治之間的人物，自然與軍人不同，所以他們都懂得民心民性的重要，從而將兵戎相見下降到了相互之間的暗殺，與謀害的層次，雖然方式上看起來不如荷槍實彈的戰鬥慘烈，但是實際上，這樣的行為才是真正能夠動、搖兩者根基的方式。
他們之前做所以沒有一開的時候就選擇這樣的暗殺、謀害的方式，其實就是因為他們相互都清楚，他們之間的權力之爭，說白了，還是對於貴州一隅的爭奪，他們都不是碌碌之輩，要說他們沒有稱雄全國的野心那是假話，所以他們才會相互之間不約而同的選擇近似於戰爭那種不會動搖兩派根基的方式，來進行爭奪。
與其說這是他們的智慧，倒不如說是他們的油滑，因為無論他們雙方中的那一方，都清楚的知道，如果一旦自己方麵取得了貴州的全部權利的話，那麼經營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就有可能與其他人那般，逐鹿全國，那麼一旦能夠達到那樣的高度的話，他們曾經的敵人，自然而然的也就成為了那時的盟友助力，而且說起來，他們雖然鬥得火熱，但是實際上都是家鄉人，都是子弟兵，對內他們或許無情廝殺，但是一旦到了對外的時候，他們必然會同仇敵愾。
所以他們雙方的選擇是正確的，但是卻也是陰暗的，他們都在為了日後更長遠的路途做打算，常言道，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真是因為他們都深明此理，所以他們的作為也就是最恰當也是最正常不過的了，如果他們相互之間僅僅有哪一方為了一隅之地，便要動搖這個貴州的核心根基的話，那麼不要說是逐鹿全國了就是僅僅的貴州內部的權力之爭，那一方也不會勝利。
兩派之間的爭鬥由戰鬥轉入暗殺，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了民國元年，民國元年十二月，時任軍政府東路巡按使的何麟書“奉令”討伐“自、治社，何麟書這一舉動，證明了那個時候的“憲政派”暫時性的取得了貴州的部分兵權，不然的話，他們也不會如此的對“自、治社”進行這樣毀滅性的行為了，不過雖然何麟書等人謀劃完備，且又由何麟書親自掛帥，但是當他的部隊與“自、治社”的隊伍在銅仁，正式接火之後，何麟書發現自己這一次的勝利的可能，幾乎已經完全喪失了。
自、治社之席正銘率軍與何麟書在銅仁激戰七日，將何麟書部幾度圍困，就在何麟書敗局將定的時候，幸被滇軍所救，但是何麟書請求滇軍將領幫助其“剿滅”席正銘部以及自、治社控製下的所有軍隊的時候，卻被滇軍將領拒絕，其理由是滇軍救援何麟書部完全是為了國家軍隊建設考慮，他們不能夠眼看著國內的部隊，因為一些所謂的“大事”而相互間消耗各自的力量，因為貴州與雲南相同，地理位置特殊，所以他們不能夠因為貴州的局勢發生改變，同時在外晦不明的情況下，就消耗貴州的軍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