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說起來，他們雖然鬥得火熱，但是實際上都是家鄉人，都是子弟兵，對內他們或許無情廝殺，但是一旦到了對外的時候，他們必然會同仇敵愾。
所以他們雙方的選擇是正確的，但是卻也是陰暗的，他們都在為了日後更長遠的路途做打算，常言道，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真是因為他們都深明此理，所以他們的作為也就是最恰當也是最正常不過的了，如果他們相互之間僅僅有哪一方為了一隅之地，便要動搖這個貴州的核心根基的話，那麼不要說是逐鹿全國了就是僅僅的貴州內部的權力之爭，那一方也不會勝利。
兩派之間的爭鬥由戰鬥轉入暗殺，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了民國元年，民國元年十二月，時任軍政府東路巡按使的何麟書“奉令”討伐“自、治社，何麟書這一舉動，證明了那個時候的“憲政派”暫時性的取得了貴州的部分兵權，不然的話，他們也不會如此的對“自、治社”進行這樣毀滅性的行為了，不過雖然何麟書等人謀劃完備，且又由何麟書親自掛帥，但是當他的部隊與“自、治社”的隊伍在銅仁，正式接火之後，何麟書發現自己這一次的勝利的可能，幾乎已經完全喪失了。
自、治社之席正銘率軍與何麟書在銅仁激戰七日，將何麟書部幾度圍困，就在何麟書敗局將定的時候，幸被滇軍所救，但是何麟書請求滇軍將領幫助其“剿滅”席正銘部以及自、治社控製下的所有軍隊的時候，卻被滇軍將領拒絕，其理由是滇軍救援何麟書部完全是為了國家軍隊建設考慮，他們不能夠眼看著國內的部隊，因為一些所謂的“大事”而相互間消耗各自的力量，因為貴州與雲南相同，地理位置特殊，所以他們不能夠因為貴州的局勢發生改變，同時在外晦不明的情況下，就消耗貴州的軍事力量。
但是之所以拒接何麟書的請求還是因為滇軍畢竟是雲南的軍隊，而且這一次何麟書部與席正銘部的交鋒也是因為貴州內部內政的問題所引發的，而滇軍如果過度的介入的話，那麼將會在政、治上引來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滇軍在救援過何麟書部後，便不能夠在參與到兩派之間的政、治鬥爭之中，當然了，滇軍也不可能因為他人的鬥爭，從而從根本上消耗自身的實力。
憲政派因為何麟書的戰敗，從而使得其在貴州的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往日的色彩，雖然在貴州內，尚有一定的決策權，但是之前好不容易千方百計才得來的部分權利，白白的交還到了自、治社的手中。這樣的局勢下，雖然憲政派沒有就此一蹶不振，但是其在貴州的影響力上，發生了質的改變，而且如果能夠給自、治社足夠的時間的話，那麼憲政派或許就真的退出曆史舞台了。
但是讓人沒想到的是，就到這樣的局麵逐漸形成的時候，劉顯世竟然突起異軍，一下在將貴州的軍、政大權獨攬於手中，並且將兩派之人，重新拆分打亂，直接的將兩派之根基混於一潭，並且告誡他們亦或者是說通過一些途徑從而使得兩派之人清楚地知道，現在貴州的政、權兵權已經與他們無關了，而且劉顯世還明確的告訴他們，希望他們能夠從這個時候開始，同心協力的輔佐他，畢竟此時貴州的第一把交椅，是在自己的屁股下麵。
劉顯世的話雖然看似平常，但是對於他們這些專門研究政、治的人精來說，這些“平常話”已經足以告誡他們應該如何了，所以可想而知的，他們會如何的選擇，畢竟在生存麵前其餘的一切，都顯得無力，更何況，如果連生存都無法保證的話，那麼一切還不都是虛幻的嗎？
所以兩派人自然而然的歸附到了劉顯世的麾下，而且劉顯世這個人怎麼說那，也是懂得如何用人的，這從劉顯世的一係列行為中就能夠看得出來，劉顯世在政、治上倚重何麟書、郭重光、熊範輿、張協陸等人為首的“耆老會”成員，這一係列的成員也被稱之為“老舊派”。
而在軍事方麵那，他則是倚重其外甥、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及手下將領袁祖銘、張雲漢、何應欽、穀正倫等人，以及部分耆老會與憲政派的部分有用之人，組成軍事建製，從而徹底的將貴州的軍權以及政、權實際的且完整的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耆老會的眾人，在思想上頗為老舊，趨於保守，主張“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製民國其它勢力及思想染指貴州，奉行地方保護主義。此前，何麟書在銅仁被困時，孫文先生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調解。兩代表調解未果，赴貴陽途中，在凱裏爐山被害，而至於到底是什麼將這兩位不辭辛勞，前來調解的要、員棄屍荒野卻不得而知，成了所謂的“無頭公案”。
何麟書從此即背上“瓜田李下”之嫌。民國政、府基於貴州“耆老會”所持政治態度，主觀臆斷貴州“舊派”有害兩代表之動機。當然了，這是不準確的，但是基於一些早已存在的的事實，所以他們這樣看待老舊派的問題，也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