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種文化形態，麵對自己上帝的讚美，是極為動人的。且看李大釗先生的筆下——
在都市裏飄泊的青年朋友們啊，你們要曉得：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裏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麵多，鄉村裏的生活，光明一方麵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汙濁，鄉村的空氣清潔。你們為何不趕緊收拾行裝，清還旅債，還歸你們的鄉土？青年嗬！走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嗬！（《青年與農村》1919年2月20日《晨報》）我覺得人生求樂的方法，最好莫過於尊重勞動。一切樂境，都可由勞動得來，一切苦境，都可由勞動解脫……曉得勞動的人實在不知道苦是什麼東西。例如身子疲乏，若去勞動一時半刻，頓得非常爽快。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勞動。這叫“尊勞主義”。
——（《青年活動的方向》1919年3月15日《晨報》）
不僅僅是李大釗先生，從脫去長衫、身無幾個銅板卻攜同學少年走向湖南鄉間的毛澤東，到二十年代，傾心在農村搞“鄉村建設運動”而風雲一時的梁漱溟……身上無不躍動李大釗筆下的熱情。
關注農民，理解農民，乃至將農民理想化，將勞動神聖化，對此，我們是否可以看到先秦墨家——作為一種小生產者的理想學說，在這張頗為現代的包裝紙上，打上的或濃或淡的痕跡呢？
與這種文化形態對農民的頂禮膜拜截然相反，它必然會鄙薄、貶低知識，排斥和打擊知識分子。對此，毛澤東有過一句讓世人醍醐灌頂的名言：“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文革”中有過“臭老九”的排隊，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說法，致使幾代知識分子如履薄冰，自感來曆肮髒，罪孽深重……其實，這“版權”並不屬於毛澤東，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章太炎那裏，已經把知識分子打進了另冊：
今之道德，大率從於職業而變。都計其業，則有十六種人：一日農人，二日工人，三日裨販，四日坐賈，五日學究，六日藝士，七日通人，八日行伍，九日胥徒，十日幕客，十一日職商，十二日京朝官，十三日方麵官，十四日軍官，十五日差除官，十六日雇譯人。其職業幾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農人於道德為最高，其人勞身苦形，終歲勤動……自藝士（醫師畫家等等）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高級知識分子）以上則多不道德者……要之知識愈進，權位愈伸，則離於道德也愈遠。
——（《革命之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