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知識的多寡與道德的高下成了反比。如果僅僅是一介書生之見，猶如癡人說夢，沒有誰會去當真。可它一旦被這種文化形態奉為了金科玉律，而且這一文化形態，好似粉妝玉琢的西施招搖過市，其盈盈眼波勾走了越來越多的人，最終和20世紀的曆史雖未舉行公開婚禮，卻有了事實婚姻之後，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坎坷與劫難，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了。
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文化形態呢？
它憑何種魅力，與曆史如膠似漆、耳廝鬢摩呢？
這種文化形態，被思想史學者們稱之為民粹主義。
上一個世紀之交的中國，病人膏肓，積重難返。一切為之憂心如焚的誌士仁人的心裏，大抵悲愴而又激越地鳴響一曲二重變奏，一曲彼此的音符和旋律不時發生衝撞的旋律——
要高張民族主義，就必然會維護民族文化、民族傳統中不少獐頭鼠目的東西，而正是它們在漫長的歲月裏，蛀空了一棵原本根深葉茂、遮天蔽日的大樹；
要實行民主主義，就遲早得讓國人睜開眼睛，而穿過太平洋的風浪，西方文明一旦登陸，黑黝黝的鋼鐵巨獸便會吞噬我們廣袤的鄉村，在奇光異彩、風流不盡的霓虹女妖的撩撥下，人們一直“陽痿”著的私念，將會堅挺地勃起……
在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兩難境地之間，民粹主義就這樣脫穎而出了。
它是砂紙和凡士林，將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各自的毛刺打磨幹淨，讓那曲二重變奏看上去似乎油光閃閃；
它是教堂和唱詩班，讓多年以來誌士仁人們左奔右突、躁動不已的靈魂，從此得到洗禮和安寧；
更重要的是，它依然是一把高舉的革命之劍，它隻會刺向敵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看來卻不會刺傷本民族文明自身。
難怪它的劍影，幾乎遍及世界上所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國家：
在印度，聖雄甘地舉起過這把劍，在印度尼西亞，蘇加諾舉起過這把劍。在本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非洲，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劍鞘裏，其實插著的也是這把劍。在上個世紀的俄歲斯，因為廣泛存在的農村公社殘跡以及東正教的傳統，民粹主義不但在實踐上風行一時，而且赤裸裸地穿起了理論的外衣。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曾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折斷了這把劍，將它丟進了十月革命的爐火中……
於是，民粹主義也為中國的造反者們所喜聞樂見，因為20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的革命實踐，正是以農民為主體、以農村為根據地的武裝鬥爭，即農民革命戰爭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