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中旬，中央統戰部在天津召開了向黨交心運動的現場會，此後這一運動便在各民主黨派和全國知識分子中普遍開展起來。
日後的事實證明，這一運動像是個陷阱，即便對聰明如阿凡提者，也是一個怎樣繞都繞不過去的陷阱：倘若你交出一顆金子般亮堂的心來，他說你態度有偽；倘若你交出一顆多少沾有些塵灰的心來，他便沒商量地將你打成右派。這年夏季“補課”被補成右派分子的，大多是掉進了這一陷阱而沒能夠爬出來的人。
日後因在逆境中獨立翻譯了《希氏內科學》而在衛生界名聲遐邇的科技翻譯家王賢才先生，此時大學畢業尚不滿一年，分在北京的一所醫院工作，他交心的材料是：蘇聯醫學不見得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我們應該學習國際的先進經驗，不要隻限於學習蘇聯一家。就因為這點“纖塵”，他的心便被嗤嗤冒煙地烙上了“右派”的火印……
緊接著，又有了“拔白旗”運動和“反右傾”運動：誰在單位業務突出，幾乎誰就成了單位的“白旗”，磨拳擦掌來拔“白旗”的，又多是單位裏那些業務平平或者低能的“紅旗”；誰在“大躍進”裏安之若素，寡言少行，誰便成了“右派”的鄰居——“右傾”，無疑，“右傾”劃得越多，也如衛星放得越多一樣，躍進的形勢也就越加星光燦爛……
有學者在《哭泣的1958年》的標題下，如是概括了那一年裏走馬燈般的眼花繚亂：
從“反右”運動到整改運動、“雙反”運動、“紅專”大辯論、“厚今薄古”運動、“雙改”運動等等，每月都湧動著似乎永不疲倦的狂潮。這還是可以排列的一波連一波的浪頭。至於諸如“引火燒身”、公開交心，抱出大西瓜，給老師送禮，插紅旗拔白旗，搞臭個人主義，粉紅論，大專小紅論，紅透專深，掀翻象牙之塔等等小運動，鬥爭手段更是層出不窮，使後人也費猜解。比如“粉紅論”，若不明白“紅透專深”的背景，便無法猜知原來是指那種“隻要業務精深，政治上紅一點就可以”的觀點。又比如“給老師送禮”，字麵很溫馨，實質是指對老師的資產階級思想作批判、提意見，貼大字報。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
1958年3月10日，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之邀，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副部長的陳伯達，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作了《厚今薄古，邊幹邊學》的報告，內稱：
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幾十年來究竟有多大的貢獻呢？他們積累了些資料，熟悉了些材料，據說就很有學問了，有多大的問題，有多大的貢獻。積累資料如果接受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領導，那麼他們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則有什麼用呢？我們的老幹部、小幹部不要悲觀，右派分子向我們挑戰，我們就邊幹邊學。右派分子說今不如昔，說過去的文章怎樣好，出了多少論文集等等，譏笑我們的人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學問的，你們說章伯鈞、章乃器之流有什麼學問，世界上的笑話多得很……（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報》）
1958年4月，北京大學開始批判校長馬寅初。
上年7月，馬寅初先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根據自己在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的發言內容寫成的《新人口論》。他認為，人多固然是一個極大的資源，但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如果不加控製，任其盲目增長，勢必嚴重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他主張要重視節製生育，控製人口增長。
倘若按此辦理，一個中國日後將會少去多少恨憾、並能身輕似燕翔行在人類文明天際線上的主張，卻被打成了“新馬爾薩斯人口論”。北大等學校采用大字報、辯論會等方式，對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及其整個學術思想，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批判。
馬先生不為所動，在《新建設》雜誌上發表《重申我的請求》一文，表示自己堅持真理，決不向以力壓服而不是以理說服的批判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