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此，康生提出，馬寅初的問題已不再是學術問題，而是右派向黨進攻的政治問題，“要像批判帝國主義分子艾奇遜那樣批判馬寅初”。對馬寅初的批判進一步升級，並於次年撤消了他的北大校長職務……
6月，“厚今薄古”的副高壓帶，驕橫地掠過千山萬水後穩定於南國，“破除迷信”、“粉碎資產階級偽科學”等新口號，恰似受其輻射的更暴戾的熱流，一下傾覆了陳寅恪胸中那個高蹈於塵囂之上的清涼世界，曆來被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學術觀點的人們尊崇為中國史學界泰鬥的他，在一片苦熱之中被肆意淩辱與踐踏——
最能代表這場批判實質的兩句話流行一時，這兩句話是“拳打老頑固，腳踢假權威”，“烈火燒朽骨，神醫割毒瘤”……於今已無法重現給陳寅恪帶來“生命之辱”的那些大字報的全貌……今天所能找到的是……這麼一段大字報的語句：“這樣的作法（指陳寅恪的資產階級史學方法原作者注），和在一個僵屍身上穿上華麗的衣服……結果仍不改變其為死人一樣”。語句被摘錄得斷斷續續，但意思是明晰的……在數十年後的今天看來，令人仍然覺得這是對陳寅恪的人身攻擊。
時年68歲的陳寅恪，年老多病，雙目失明，深居簡出，這些特點都令“僵屍”、“花崗岩腦袋”等等政治術語更加形象化。
第二輪大字報與首輪相比，謾罵與攻擊減少了，多了所謂的“學術味道”。但第一輪大字報折辱的是“生命之靈”—人格，第二輪大字報摧毀的則是一個教師的精神世界。在莘莘學子的筆下，陳寅恪成了一麵應該被拔掉的大白旗，成為誤人子弟的“偽科學”……
7月下旬，陳寅恪上書中山大學校長，憤怒地表示：堅決不再開課；二、馬上辦理退休手續，搬出學校。這是一個軟弱無助的知識分子所唯一能行使的了結自己命運的可憐權利……從1926年陳寅恪以導師身份進入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算起，到1958年7月為止，陳寅恪服務中國教育事業三十二年……三十二年後，陳寅恪卻黯然退出了講壇。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麵旗幟，陳寅恪這一悲涼的退出，預示著傳統文化的大難臨頭，已經為期不遠了。
——《陳寅恪的最後20年》）
10月，一股文化批判的狂潮在全國範圍內愈演愈烈。
仿佛批判中國人還不能盡興，隻有批去了外國，才能像阿Q摸到了小尼姑滋潤的腦殼一樣過把幹癮，甚至連寫出了《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和《複活》這樣的稀世巨著、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文化的儀仗隊見了都會致以崇高敬意的列夫·托爾斯泰，也被從俄羅斯覆滿白樺樹落葉的九泉之下拖了……來，當成思想上凶惡的敵人而加以鞭撻。一家大報以最顯著的地位和最慷慨的版麵，發表了長篇論文，題目卻宛如出自於小學生的筆下——《托爾斯泰沒得用》。
在上海作家協會，直至1960年春季，一直在進行一場馬拉鬆式的對所謂19世紀“資產階級文學”的狂轟濫炸，不但托翁傷痕累累，受到馬克思、恩格斯極高評價的法國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巴爾紮克，還有左拉等人也血肉橫飛……
不將人們變成色盲，就不可能將一條廉價的月經帶，當成王牌的金利來領帶，光天化日下放去櫥窗裏出售；
而不將人們頭腦裏優秀的中國文化、世界文化給炸得斷壁殘垣，淺薄、浮躁、充滿了唯意誌論的大躍進“文化”，則無法在中國的皮下靜脈注射一針又一針的瘋狂。
最具大躍進“文化”品位的，是由郭沫若主編並作序的《紅旗歌謠》，最能夠體現此書風格並在當年廣為流行的，是這樣一首歌謠《我來了》：
天上沒有玉皇，
水裏沒有龍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龍王。
喝令三山五嶽開道——
我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