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民粹主義因素、道德主義因素和實用主義因素的摻入，似乎是馬克思主義早期在中國的傳播發展中最值得重視的幾個特征”（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
那麼，隨著重視農村、發動農民、最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民粹主義，便猶如1979年中越邊界的崇山峻嶺裏蜂巢般密布的地雷，似乎在新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裏有了廣泛、深厚的基礎。
不過，這一文化形態依然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品格，它常常和馬克思主義混合在一起。當我們稱道“山溝裏的馬列主義”之時，好似當今一些寫手用電腦給報紙的周末版寫作，搞不清楚打出來的究竟是炙手可熱的稿子，還是一張張活蹦亂跳的鈔票，我們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在讚美馬克思主義，還是在謳歌民粹主義……
開國之初，民粹主義躺在曆史的床上，和曆史大抵還相安無事。
很快，蟄伏的民粹主義感到了來自兩個方麵的挑戰一
一方麵，戰爭年代那種登高一呼、便山搖地動、雲集影從的壯闊畫麵，得送進曆史博物館了，領袖的蓋世神力和英雄之舉將失去大眾觀摩的舞台。如馬克思·韋伯所分析的一種由前理性時代愚昧落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造成的社會心理現象，即奇理斯瑪型統治，得為一種建立在工業文明基礎之上的法理型組織形式所代替。
如果說，前者強調的是個人永恒的魅力，精神上神秘的感應，熱情火焰一樣燃燒，意誌黃河一樣奔騰；那麼，後者強調的是係統運轉的穩定，決策過程中的科學化與理性化，以及三軍儀仗隊一樣的秩序，春江花月夜般的和諧……
另一方麵，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在疏遠農民的經驗、才幹乃至身份的優越感的同時，必然要愈來愈親近知識分子的學識、專長以及在事業上的熱情。知識分子卻是這樣一個社群：當長征途中多少吃皮帶、口因草根的故事，讓他們感動不已、又羞愧不已的時候，自身的價值感和榮譽感，在他們的頭腦裏隻是一片空白；而隨著戰爭年代的遠去，所謂工農階級的道德魅力與身份的優越感，日愈平淡在共和國每日攀升不已的腳手架前，他們的價值感和榮譽感便日愈蘇醒了……
雖然，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同於西方的知識分子，後者給自己戴上“社會的良心”的桂冠，並以理所當然、毫不妥協的姿態去審視社會、批判社會；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身上，也流著儒家傳統的血液。唐朝的魏征、姚崇為這個傳統標識了楷模，即知識分子必須為國家盡忠盡職，當統治者偏離了國家利益的時候，知識分子要敢於直言進諫。
這便意味著，在長期以來習慣了一種聲音的社會氛圍裏，總會有不同的聲音響起。而且，猶如在吃了一頓肉食之後，牙縫間總會剔出幾點肉絲來，多少受過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識分子，一旦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便總會有人從中感到幾絲微妙、乃至令人不安的東西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