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開始在床上躁動不已。它眼裏有了血絲，腮幫上鼓起了一道道的棱子肉，指關節也被扳得叭叭作響。於是，至1955年，建國不過六年，大大小小的運動、鬥爭、批判，算起來也有六次。它們各自的鋒芒，即便不對著知識分子，也讓知識分子驚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形態，這時在中國隻是小試牛刀。
思想改造運動，還沒有實行以後曆次運動給人戴帽子的作法。幾次批判，雖說是把文藝現象上升到了階級鬥爭現象，但尚無人被正式打成階級敵人。即使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真正被觸及到的，在全國也隻有二千多人……
毛澤東口袋裏的東西，頗為琳琅滿目。
除了民粹主義，當然有馬列主義，還有新民主主義，後者是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前途尚在未卜之時，毛澤東十分清醒地放進自己口袋的：針對國民黨的黨國一家，它必須得有民主的內容；針對國民黨的昏聵腐敗，它必須得有反封建的內容。民粹主義既在滲透馬列主義、新民主主義，可馬列主義、新民主主義也在製約著民粹主義。
每當毛澤東打開口袋，民粹主義總以為能伸出大鵬般的翅膀，似夏季暴風雨來臨前的烏雲一樣驟密地滾過大地，可常常未等呼嘯成勢，毛澤東就把它收了回來，巨掌裏摩娑起另兩隻鳥兒，並不時將它們放在中國的陽台上，喂上一碟清水，幾把小米，讓它們撲騰羽翼，嘹亮歌喉，吸引了世界上一片片欣喜、並為之傾倒的目光……
羅德裏克和費正清，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兩難境地——
1949年以後，黨對知識分子執行了互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麵，它向他們灌輸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比以往儒家思想對傳統文人施加的影響更全麵，更深入細致。另一方麵，它又想激勵知識分子在專業上多生產一些東西。這種互相矛盾的態度使得政策發生搖擺：在鎮壓時期要知識分子服從思想改造運動，在比較鬆弛的時期又給他們以某些責任和優遇，希望在實現現代化中贏得他們的合作。
這種政策的轉變，有時決定於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因素，有時又決定於國際事件。政策的轉變也有自己的原動力。黨力求擴大意識形態的一致性，直到知識分子不願生產成果為止；然後它又放鬆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製受到威脅時為止。在相對放鬆的間歇期，黨鼓勵一一或者至少是準許一一知識分子就西方思想展開學術上的辯論和討論。它也允許一一有時甚至是鼓勵一一對官僚主義的批評，以便清除官僚主義的弊端。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年--196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