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莘莘學子來說，懷有一種“新村”之憧憬，不但有青春般的美好，也如這個年紀蒙朧懷春一樣是自然的。
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人們總是想尋一塊寧靜如詩的桃花源；在充滿壓迫與剝削的社會，人們總想尋一片自由、平等之風和熙吹拂的綠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任何如“新村”一類的烏托邦之憧憬，其實正是人類世世代代難以擺脫的“童話情結”，不但孩子們需要發育心靈的童話，成人們在與外部世界的嚴峻抗衡中，作為心理補償，也常常需要這一類“童話”。
然而，童話終究是童話。當毛澤東將其青年時代的舊夢，和著他回眸火焰與硝煙中的巴黎公社時的激情，一起攪拌到20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大地上，就很難有美好與自然的意味了。
在生產力極為落後、商品經濟遠不發達的條件下，在一個小農經濟似茫茫雲海的農民大國，強製性地將多元化的生產關係變為大一統的公有製，並期待以無數相對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基層社會組織——人民公社，來架設一座通向共產主義的宏偉金橋，這就不但置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於腦後，也置基本的社會分工與基本的人性於不顧了。
“大躍進”猶如一頭疾似旋風的野牛，衝進了中國這家古色古香的磁器店，讓農村不像農村，工廠不像工廠，學校不像學校，乃至家庭也不像家庭。後者還不僅體現在砸鍋煉鐵、箱櫃歸公上——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向全國婦聯黨組的一次談話中提到：毛主席多次講到康有為的《大同書》，他本人也講過兩次，家庭是要消滅的。前後娶過6位妻妾的康有為，在《大同書》裏卻主張男女同居不得超過一年；毛澤東則在“大躍進”時，多次萌生消滅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為一樣堅信，不消滅家庭，便難徹底消滅私有財產……
“大躍進”的發動，並不代表農民的利益，這已被日後一場異常嚴酷的大饑饉所證實。
在衛星放得密如飛蝗、冰雹的日子裏，社裏騙縣裏，縣裏騙省裏，省裏騙中央。在衛星放得堪稱全國第一的河南省，有一個縣的城關公社，上級來人檢查糧食收成情況，公社幹部領著他們在夜間去看倉庫，這是河南為了安排給毛澤東看的壯觀的高爐群先從前門進去，一看糧食滿同滿圈，出了門，在街上轉了幾圈，又領著他們從後門進去，一看，又是糧食堆得欲漲欲裂。糧食還是原來那些糧食，而且下麵都墊了一層高高的禾草。難說這上級是真渾然不覺，還是心知肚明，反正在河南，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就是一句話——欺騙有理。
時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楊獻珍，在鄭州看到了剛剛開過的省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材料，其中一個縣的縣委書記在發言裏公然說：
“不虛報，就不能鼓足群眾幹勁；不虛報，就不能促進大躍進的形勢；不虛報，就於幹部、群眾臉上無光……”
如此等等七、八個鋪排，結論便是要搞大躍進，就必須虛報！
在這一全國性的大騙局裏，農民們的哄騙隻是換來了日後空癟的肚子，而不少官員們的哄騙，則填飽了政治上的私囊，誠如在河南省所展現的那樣：原來的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為狂熱的吳芝圃所取代，省長職務也由他一肩挑，他成了1958年河南同樣狂熱的大躍進運動的主要組織者。
曆史必然會這樣論斷，與其說是農民在哄騙毛澤東，不如說是毛澤東在折騰農民。
不過這一折騰，對他來說不具有惡意。《東方紅》是農民唱出來的，“大救星”是農民喊出來的，毛澤東當然了解農民，當然是農民利益的代表者。也許是愛之彌深，恨之愈切，他總像警惕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警惕著農民身上每日每時都可能產生的資本主義傾向。好似彪悍的匈奴人，不懼戰塵，一次次地奔襲別人的城池：反胡風、反有、反右傾、“文革”……毛在意識形態領域忙得不亦樂乎，在農民問題上也一直忙得一塌糊塗：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前十條，二十三條……
終其一生，他總想剪掉農民身後那條小私有觀念和小生產方式的尾巴，將他們打扮成漂漂亮亮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人；
但終其一生，征服了一個舊社會的他，卻始終未能征服這支千百年來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大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