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躍進”裏，顯然有著更多的民粹主義內容——
在經濟層麵上，它以所謂人民群眾的巨大熱情與首創精神，來取代決策過程中的科學化與理性化；
在政治層麵上，它意味著：繼1957年，中國已經擯棄了大力爭取知識分子的學識、專長以及事業上的熱情，來為國家工業化服務的方針，大概以為繼續執行這一方針，將會冒著損害黨的領導地位、工人階級利益的巨大風險，而代之以倚重專業化技能不高的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以保證中國革命如雪如泉的純潔性及其蓬勃不衰的動力。
尤其是共產主義的曙光正照亮中國的窗口，“資產階級法權”的油跡斑斑的台布，就要從社會的桌子上全部卷走之時，知識分子的私有物及其享有某些“法權”的根本依據——知識，卻難以剝奪、難以卷走，對知識的歧視，便日愈正大光明起來，對知識分子的排斥，也日愈變得迫切……
在整個文化領域，“原來的專家領導逐步為外行領導所取代，郭沫若在批判右派分子時曾經說過‘文化工作必須由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外行領導’，如此一來，由外行充任領導工作，必然造成文學和藝術創作作品的質量下降。實行百花齊放方針之後如雨後春筍般產生的各種出版物，特別是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麵的著述已成為曆史；那些因發表非正統觀點和刺耳言論而受到官方討厭的好幾家雜誌，也被迫退出了活動舞台……生存下來的報刊雜誌的發行量也急劇減少，原因是許多讀者被下放到了鄉村地區，訂閱成了問題，也由於有些讀者認為報刊已經沒有看頭。”
詹姆斯·唐森德曾對《中國青年》雜誌做過專題研究，他在1967年發表的《中國青年的革命化：（中國青年）雜誌研究》一書中說，該雜誌從1957年6月的1783991份，急劇降到1958年1月的1071405份。事實上，知識的匱乏已成為蔓延全國的嚴重問題。
——（納拉納拉揚·達斯《中國的反右運動》）
在人民群眾排山倒海般的“熱情”與“創造力”麵前，知識往往成了“四肢不勤，五穀不分”的無能的別名。在相當多的群眾和幹部眼裏，知識分子無異於侏儒、白癡，乃至稱其為“吃屎分子”，並給以隨心所欲的譏諷。
在張賢亮所在的農場，農場政委隻要一站到知識分子麵前訓話，便手舞足蹈，唾沫飛濺，情緒亢然，全然不似平日裏總佝僂著背走路的六十多歲的老人。一次，農場的幾萬畝水稻收割完了，因捆運不及，多數還攤在田裏，為此他親自召集起全體犯人，熟稔地作了一遍捆紮稻子的表演後，又一次魔術般地在分分鍾內將自己變得神清氣爽、容光煥發：
你們過去在學校裏學的盡是沒有用的知識，現在我教你們的才是真本事！啥叫知識，知識就是能夠讓你們吃上飯的本事。學了一肚子知識，連一顆糧食都種不出來，這叫啥狗屁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