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樂平說，當時拉壯丁的標準是“二丁抽一，五丁抽二”，如果一家中有弟兄兩個人，就要有一個人去當兵；一家弟兄五個，要有兩個去當兵。
王樂平的老家流傳著這樣一句俗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所以，沒有人願意去當兵。那時候沒有村長，村長是改革開放後的名稱，再往前叫生產隊長，而民國時候叫保長。有一天晚上，保長和一個穿軍裝的人來到王樂平家，王樂平想去當兵，他覺得那一身軍裝很精神，還能吃飯不掏錢。可是父親死活不讓去，無論保長怎麼說，父親就是不答應。後來，父親說，家裏沒有東西吃了，需要王樂平和哥哥編竹籠賣錢。當兵的二話沒說，就走了出去。再回來的時候，肩膀上扛著一袋大米，他把大米放在父親麵前，將王樂平領走了。
王樂平算是幸運的，他當兵還可以領到一袋大米。我采訪過的老兵阮明剛就沒有這麼幸運。當年，阮明剛去走親戚，中途被保長抓了壯丁，全家人都以為他死了。抗戰勝利後，他回到村莊，家人左看右看都不相信是他。阮明剛所在的部隊，是張自忠的軍隊，他參加過台兒莊戰役和棗宜會戰，張自忠犧牲後，他參加敢死隊搶回了張自忠的屍骨。
王樂平想著部隊裏隻有自己年齡最小，可是來到部隊裏才發現都是和自己一般大的孩子。王樂平所在的那個班有8個人，全是十幾歲的孩子，最小的隻有13歲，班長年齡最大，16歲，可已經當兵三年、參加過兩次長沙會戰的老兵了。
王樂平說：“那時候苦啊，中國成年人都打光了，上戰場的都是十幾歲的娃娃。”
衡陽保衛戰的時候，王樂平被編入第十軍預十師，駐守在衡陽南麵的張家山。他說，守衛衡陽的時候，每個人都沒有想著能夠活下來，班長識字，他寫了血書，其餘不會寫字的在血書上按血指印，誓與衡陽共存亡。
王樂平口中的衡陽保衛戰異常悲壯。
我曾經聽好幾位抗戰遠征軍老兵說過，他們在叢林中行軍的時候，日軍的狙擊手就躲在大樹上，用繩子把自己捆起來，專門射殺樹下走過的新一軍將官，由於日軍使用的是三八大蓋，打一槍，扣動一下扳機，新一軍那時候是美式裝備，衝鋒槍，卡賓槍，可以連發連射，所以，日軍射出第一發子彈後，中國軍人如果發現了日軍躲藏的地方，卡賓槍衝鋒槍就會對著樹叢狂射，日軍的火力就被壓製住，或者中彈。如果沒有把他們和樹枝綁在一起，就會掉下來。而綁住後，即使負傷了，他們還能射擊。
我曾為日軍狙擊手的強硬而震撼，然而，當我聽到第十軍將士的故事後，才發現日軍的狙擊手和我們的中國軍人比起來，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張家山朝南的一麵已經被削平了，這種人工製造的懸崖足有七八米高，懸崖頂上是機槍陣地，幾挺機槍一組，組成交叉火力，無論日軍從哪個方向攀援懸崖，都會置於機槍火力網中。每個機槍點是一個人，裏麵放置子彈、糧食和水。這名機槍手走進挖好的工事裏，將機槍放置在兩塊磚頭那麼大的火力眼上，工事的上方用石板覆蓋，澆築水泥沙子。這樣，即使日軍的炮彈落在工事頂上，工事也毫發無損。很多抗戰老兵都說過，美國的水泥很好，炮彈打在這種工事上，隻會砸出幾星白色粉末。
兩塊磚頭大小的瞭望孔，是機槍手與外界唯一的聯係窗口，也是射擊孔。每個機槍手走進了這樣的工事，就沒有打算活著離開，也不會活著離開。這道工事，就是他們的墳墓。
張家山的機槍陣地讓日軍付出了非常慘重的代價。日軍始終無法攀援七八米高的懸崖，隻要他們接近懸崖，來自不同方位的機槍火力就會把日軍撂倒。日軍對這種機槍陣地也無可奈何。剛開始，日軍還試圖通過雲梯來攀援，到了後來，不需要雲梯了，因為懸崖前日軍的屍體層層疊疊，堆滿了懸崖前的空地。最上層的日軍屍體阻擋了機槍的槍口，工事裏的機槍手又無法出去搬挪，就隻有把日軍的屍體用機槍打碎，這樣才能看清楚攻擊的日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