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九章(1 / 3)

在我國,對生活質量的研究更加側重客觀的評價。朱國宏(1992)認為:“所謂生活質量,就是指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上人口生活條件的綜合狀況。換言之,生活質量就是生活條件的綜合反映。生活條件無疑包括許多方麵,諸如生活環境、教育、供給、衛生保健、社會服務、文化娛樂、社會風尚、社會治安、生活福利等。”1996年,馮立天、戴星翼主編的《中國人口生活質量再研究》構建了衡量生活質量的指標體係,從教育、健康、經濟和居住環境四個方麵描述了中國人口生活質量的現狀及發展前景易國鬆。國內外城市居民生活質量概述[J]。深圳大學學報,1998(1):105111。著名學者厲以寧也認為生活質量是反映人們生活和福利狀況的標誌,應從自然和社會兩個方麵的若幹指標加以考察厲以寧在1986年出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指出:“生活質量是反映人民生活和福利狀況的一種標誌,它包括自然方麵和社會方麵的內容。生活質量的自然方麵是指人們的生活環境的美化、淨化等等;生活質量的社會方麵是指社會文化、教育、衛生、交通、生活服務狀況、社會風尚和社會治安秩序等等。”厲以寧.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86。迄今為止,針對居住水平和質量的評價多為以專家為主體的專業評估,大體上采用經濟性指標、物理性指標和社會性指標三類評估因子杜宏武。影響小區居住環境質量居民滿意度因素——以珠江三角洲地區若幹小區為例[J]。城市規劃彙刊,2002(5):48。如武漢大學生活質量與評價中心出版的係列專著《全麵小康:生活質量與測量——國際視野下的生活質量指標》、《中國生活質量:現狀與評價》、《社會發展與生活質量》等,對生活質量的指標體係進行了係統的建構。專家評估的優勢在於豐富的經驗和強大的技術手段支撐,便於獲得較完善的技術資料和數據,從而得出較為理性的評估結論。近年來,關於生活質量的研究出現了主客觀內容相結合的趨勢,有學者指出可將生活的客觀物質質量稱為客觀生活質量,把人們對自身生活的主觀評價稱為主觀生活質量,兩者既互相關聯,又不能混為一談李晨。建立生活質量綜合指標體係[J]。發展研究,2005(9)。這一觀念上的轉變在研究過程中所引起的一個顯著變化是,除了針對社會供給總量、物理環境質量等傳統調研內容,通過發放問卷、個案訪談等形式了解居民的主觀感受越來越得到重視唐維維。我國人民生活質量的實證分析[J]。西北人口,2006(4)。這表明城市居住形態的主體性特征日益受到關注,現實生活世界中居民生活的價值判斷和感性體驗成為衡量居住形態質量的重要方麵,對於彌補長期以來技術性評價”見物不見人”的不足發揮著積極的影響。

在對居住形態的結構和功能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最直接而有效的考察方式就是詢問居民對自己所居住的環境及其居住生活是否滿意。Fried和Gleiche(1961)是環境與行為研究領域滿意度研究的開拓者,他們認為居民對居住的主觀評價應該是比衛生設備或住房結構更重要的因素,而且確實有證據說明居民對居住的滿意度與個人綜合的生活品質極為相關徐磊青,楊公俠。環境心理學[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2:158。Marans和Sprechelmeyer(1981)則關注於客觀狀況、主觀經驗與居住滿意度之間的關係,Weidemann和Anderson(1985)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述了以滿意度為核心的居民反應與行為意願、行為和居住環境的社會層麵的關係。居住生活的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在20世紀後期被作為同等重要的評估因素。美國學者坎貝爾(A.Campbell1976)關於居住生活質量的研究在完整性和係統性上是獲得國際學術界公認的,他的研究對象不僅是人們對居住生活的總體評價,同時也包含對評價具有主要影響的指標參數。研究表明,滿意度和幸福感是從主體角度評價居住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而這兩個指標也恰恰是支撐和衡量彼此的主要測度A.CampbellP.ConverseW.Rodgers.TheQualityofAmericanLife:PerceptionsEvaluationsandSatisfactions.NewYork:RussellSageFoundation1976。

上海居民的滿意度和幸福感

生活滿意度是居民對自己生活質量的主觀體驗,是衡量個體生活質量的綜合心理指標。對滿意度的判斷在理論上至少包括認知和情感兩個方麵陳世平,樂國安。城市居民生活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心理科學,2001(6)。幸福感是評價生活質量的另一個重要方麵,表現為在生活滿意度基礎上產生的積極心理體驗,它既是對生活的客觀條件和所處狀態的一種事實判斷,又是對生活的主觀意義和滿足程度的一種價值判斷。針對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的評價均須依靠對居民個體進行訪談而獲得。個案的訪談盡管不能作為反映整體的充分依據,但卻附著了豐富的信息,能夠體現出不同因素對個體幸福感評價的影響,以及不同生活狀態下人們對幸福感的差異化體驗。

20世紀80年代,上海率先展開了有關生活質量評估的社會調查研究林南,盧漢龍。社會指標和生活質量結構模型探討[J]。中國社會科學,1989(4),這一研究將社會指標作為評估社會發展的外部客觀條件,而將日常生活質量作為衡量發展的內部主觀結果,並進一步建立了以社會指標和生活質量結合為基礎的發展結構模型。研究認為,對生活質量的評價應包括微觀與宏觀兩個層麵的內容:微觀層麵的生活質量評價包括對生活各方麵的滿意度、精神健康與幸福感、對社會的反饋和公益行為等;宏觀層麵包括組織與製度對社區的認同和輻射、社區的凝聚力與組織製度的協調、社團與集體行為等。該研究將城市社會結構與居民的日常生活有機結合起來,標誌著新中國城市社會的發展從“經濟建設”和“物質滿足”的發展目標逐漸轉變為”為人服務“、”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