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親切的鄰裏關係作為傳統社區尚存的、為數不多的優越性之一，也正麵臨著巨大的挑戰。硬件條件的懸殊差異使年輕一代的裏弄居民想盡辦法離開這裏，老年人和外來租住人口的比例逐漸上升，傳統社區還能將溫情的鄰裏紐帶保留多久已經是個難以預料的問題。一旦社會的網絡和物質空間一起衰敗下去，這些位於城市中心的傳統社區將不得不麵對被時代的發展所拋棄的命運。
案例：石潭弄舊裏
石潭弄位於黃浦區北京路和福建路附近，70多歲的王月珍老人在這條裏弄已經生活了近60年。“我們這幾棟樓上麵的三層房子都搖動了，北京路上的公共汽車‘咣啷咣啷’地一開，這裏麵的房子也跟著搖晃。這個裏麵的木頭都爛掉了，還有白螞蟻。房子都鬆掉了，粉一樣的東西撒下來，房子裏麵隨你怎麼收拾幹淨，粉都會下來的。外邊下大雨，裏麵下小雨。那個屋頂不是漏了嘛，一個個洞，都是貓啊什麼東西在屋頂走來走去走出來的。”
（文獻資料來源：夏峻，陰山.居住改變中國［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案例：裏弄鄰裏關係
“‘飯碗頭’從家門口端到弄堂口”，這是老弄堂居民很熟悉的一句話。“那時晚上乘風涼，板凳躺椅搭一排，比白天還熱鬧”，敲開範阿姨家門的時候，她正手捧一把瓜子和老鄰居聊著天。範阿姨從結婚至今，在膠州路的老弄堂一住就是近30年，“以前老鄰居們關係確實比較親密，哪家孩子讀書好，整條弄堂都知道”，“現在留下的人其實不多了”，“這幾年鄰裏關係確實不如從前”。家住元善裏的劉阿姨語氣帶著點無奈，“這也很正常。老人年紀大了腿腳不利索，就不常出來走動了。小孩結婚工作後都搬到新式小區。走的走，搬的搬，不少人租進來，人和人之間甚至都不認識，怎麼還會回到以前那樣”
（文獻資料來源：2009年5月22日《上海新聞晨報》記者調查）
（2）邊緣社區
“邊緣”是與“中心”相對的概念，具有外圍的、遠離中心的空間含義，也被解讀為非主流的、弱勢的社會含義。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邊緣社區，具有城鄉空間的過渡性特征，人口流動快，發展活躍。迅速蔓延的邊緣社區中不同收入、不同身份、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素質的人群彙集，其中除部分原居民外，主要包括因舊區更新改造而遷來的居民，無力承擔中心城區昂貴租金的外來務工人口，以及部分具有一定經濟實力而期待改善居住條件的人群王玲慧。論上海邊緣社區的和合發展：［同濟大學博士論文］.2006。
被動外遷的群體：因中心城區舊城更新或市政建設而遷出的居民大多經濟能力有限，無法通過購買商品房而回到原址附近或中心城區的其他地方。1980年以後，上海城市舊區改造安置的主要方式就是外遷，政府始終采取各種政策引導舊區居民向外圍遷移，譬如市區改造與郊區開發聯動政策、近郊征地的補貼政策等。相關的拆遷政策對住房的麵積按照地段分級進行安置調換，對主動選擇政策提供的郊區房源的家庭給予適當補貼。來自傳統社區的居民有的與過去的老鄰居一同被安置在同一個社區內，但新建住宅區裏電梯代替了弄堂，獨門獨戶的公寓代替了合用的樓道和廚房，被防盜門隔開的鄰裏之間很難回到從前的親密。而更多的傳統社會網絡則從此不複存在。
外來租住的群體：以外來務工的農民工為主，無論從社會地位、經濟能力還是文化教育水平哪個方麵來看，外來租住的群體都處於明顯的劣勢。他們是城市建設重要的勞動力資源，但始終難以得到身份和地位的認可。近年來的調查顯示，這部分群體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在觀念上已經從“掙錢回家”向“立足上海”悄然地發生著變化。然而製度設計方麵並沒有給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機會與空間，從觀念到行為，勞動力移民始終被看作外來流動人口，認為他們不會也不應該在城市中長期穩定地居住下去。一係列的社會排斥導致外來務工者隻能回歸自己熟悉的社交圈子，在同鄉之間尋求交往和慰藉。原本同化能力很弱的外來租住群體隻能被動地進行生存適應，距離主動參與社會事務，實現社會融合還有很遠的距離。
主動改善的群體：因現有居住條件不能滿足需要而主動選擇在具有價格優勢的城市外圍改善住房條件的人群。改善的目的包括居住空間的大小、多少，設備的條件和住宅區的環境等，與家庭的生命周期、家庭的收入情況、就業地點的區位等因素相關。這部分人群一方麵期待遷居為居住生活帶來改善，一方麵又在心理上排斥城市邊緣特有的動蕩和混亂，因而更加依賴封閉式的社區管理，將自己與環境隔離開來。
邊緣社區的居民構成是其社會心理失衡、公德意識淡薄的主要原因。特別是被動外遷和外來租住的人口，在競爭中所遭遇的挫折更容易導致他們對社會和社區缺乏認同感，生活態度消極，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與此同時，城市的迅速蔓延帶來邊緣區公共設施、就業崗位與居住增長的不匹配，空間淩亂破碎、社會管理薄弱、社會治安問題突出等，使生活在城市邊緣的人們從質和量兩個方麵都感覺欠缺。如何使不同籍貫、不同收入、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的人群和諧共存，是一個需要在改善環境質量、理順管理機製、提高服務設施和生活質量等方麵同步協調的新課題。
案例：寶山區通河新村
通河新村位於上海市中心城區北部，寶山張廟高境地區，距人民廣場12km，是20世紀90年代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舊城改造動遷居民的安置區。1989—1994年，針對新客站動遷和解決上海小三線回滬人員1964年，根據“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方針中央決定建設大小三線。大三線為四川、貴州，而江西、安徽為上海的小三線。至1988年，上海支援各地的技術骨幹職工人數達13399名，向小三線支援的職工達8000多名。興建了通河一、二村；1993—1997年，針對內環線、成都高架和不夜城等重大工程建設的動遷居民安置，建設了通河三、四、七、八村；1997年以後建設的通河九村為麵向市場的商品房，居住條件有所提高，但售價不高。據統計，通河新村中，60歲以上的人口占14.96%，登記失業率為7.74%（是上海市平均水平的兩倍）。同時，通河新村外來人口比重較高，其中包括22%的原地農民，是城市弱勢群體聚集和社會異質程度較高的邊緣型住區。盡管人均居住麵積達到了11.4m2，且80%的住房竣工於20世紀90年代，施工質量和環境條件比城市舊區有明顯的改善，但無論從社區認同感、安全感還是滿意度方麵進行的調查均顯示，居民普遍對通河新村評價不高。近年來，通河新村的遷出人口逐年上升，其中主要是經濟條件相對較好、較年輕和教育水平相對較高的家庭，整個社區呈現出“高出低進”的趨勢，社區”兩勞“人員以每年10%的速度遞增。這使得通河新村不僅是一個地理區位上的”邊緣住區”，也成了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邊緣社區”。
（根據2003年同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社會轉型時期的邊緣化社區研究——以上海通河新村為例》整理，作者：賴壽華）
日常生活的複雜性決定了對居住生活質量進行評價的難度。然而基於不同階層在社會生活中的能力和機會之間的差異，城市居民在居住生活質量方麵的不均衡發展是不容忽視的。這種不均衡反映在不同社區的安全性、生活服務水平、環境設施質量、擁擠程度等方麵，直接影響到居民對居住生活滿意度的評價。沒有能力主動改善居住水平和提高居住空間質量的群體，在物質和精神需要層麵上往往產生雙重匱乏，伴隨著城市社會空間重構過程中居住形態的進一步分異，“邊緣社區”的存在和發展使弱勢群體擺脫生活窘境、獲得發展機遇變得相當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