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民居，包括一些大城市的傳統街區在沒有規劃控製的情況下，以自組織演化機製為動力往往發展得很好。而現代主義的城市規劃對住宅建設的控製則顯得過於呆板，破壞了空間形態的豐富性和趣味性。這種現象在學術界引起爭論已久。很多西方國家在總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住房重建過程後，都提出了城市規劃的理性與城市及生活的多樣性之間的矛盾，進而提出大規模集合住房建設究竟給城市生活帶來幸福還是災難的尖銳問題。在法國，“居住區”（GrandsEnsemble）這個詞不僅意味著集中建造的標準住宅區，還意味著生活質量的下降、曆史文化的衰落，甚至對城市風貌的破壞。即便如此，城市規劃和住房規劃在這些國家卻一直存在，其存在的必要性也一直得到肯定。
傳統的規劃決策模式更多地強調技術因素，強調如何完成既定的現實目標，缺乏針對現實社會政治環境中的特征研究，不能很好地與社會問題契合。這樣的思維模式使規劃設計政策避開複雜的社會價值判斷，成為單純的技術行為。斯坦菲爾德（J.R.Stanfield1999）在評論傳統政策模式時說：“新古典綜合派已經進入不結果實的形式主義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它被保護起來以避免實踐檢驗對它的質疑，而且，雖然人們普遍關注政策和道德標準，而它在這方麵已經顯然跟不上時代。……實際上其整個核心都依賴於對經濟的邏輯演繹分析，忽視了對在曆史上同生產和消費聯係在一起的現實社會製度和行為的分析。”參見J·R·斯坦菲爾德。製度分析：經濟學中即將到來的革命∥［美］阿爾弗雷德·S·艾克納主編。經濟學為什麼還不是一門科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技術文化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技術心理。在科學技術進步迅速的今天，應該格外注重技術選擇的多樣性和適宜性。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不同需要層次的居民對技術的選擇並非單一，住宅和城市建設領域應該能夠做到：按照實際的需求選擇性地應用適宜技術，或者根據實際需求擬訂適宜的技術路線並進行技術創新，改變以往被動接受單一技術標準的狀況，設計與建造的思路不應被有限的技術手段和工程部品所局限。從宏觀來看，目前上海的住宅建設，從城市居住空間的組織，到住宅區環境的規劃，再到住宅單體的類型，及至細部的技術處理手段，盡管有所進步，但每個層麵的技術選擇都並不豐富。在尊重傳統文化與當地的具體情況的前提下，適當地轉變“技術服務”為“技術創新”，從”技術規範”轉向“技術菜單”，從單一走向多樣，是符合居民願望和城市發展的需要的，也是走向新世紀製度文明的必由之路。
從居住文化到居住文明
21世紀的成功城市將是文化城市參見英國曼徹斯特市文化產業報告∥廖其浩，陳超。文化產業的壁壘［J］。中外文化交流，2003（2）。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經濟社會的發展越來越表現為文化的形式，而文化也越來越表現出巨大的經濟容量和社會功能。可以這樣說，居住形態的社會和經濟結構都是根植於居住文化的產物。無論是精神文化、物質文化，還是製度文化，都一方麵來自曆史文化的延續和積澱，另一方麵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演進。處於現代化、國際化和信息化等複雜文化背景下的當代中國城市，麵臨著多元文化衝擊下的適應與選擇，也必須正視與消費時代相伴而來的居住文化危機。
文化適應與選擇
上海曆來是一個多元文化共存的城市，也在這種文化雜糅的狀態中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海派文化”。20世紀30年代，一個外來者這樣描述自己眼中的上海：“上海真是一個萬花筒。單拿人來說吧，這裏有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土耳其人、日本人；黃皮膚黑眼睛的、黃頭發綠眼睛的、黑皮膚厚嘴唇的人……無不應有盡有。而且還要進一步，這裏有的，不單是各種各樣的人，同時還有各種各樣的人構成的各式各樣的區域，商店、夜總會、客棧、咖啡館和他們特殊的風俗習慣、日用百貨。”哈寶信。多元文化與上海的都市化∥李德洙主編。都市化與民族現代化［M］。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4：155156生活在這樣一個萬花筒般的城市裏，各種生活方式、各種居住習俗並存，各種觀念、各種事物都能找到一席之地安身，彼此相安無事，互資借鑒。越是肯定差異的存在，人們越對自己固有的文化產生出強烈的歸屬感。除開社會政治的因素不談，上世紀初的”華洋雜居”為上海這座城市留下的物質和精神文化財富是非常可觀的。
世紀之交，改革開放重新將上海推向了多元文化交流的窗口，不同文化間的適應和主流文化的選擇已經不再是書齋裏文人雅士的高談闊論，而是包括普通百姓在內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取向。在逐步融入全球化、現代化、信息化等時代洪流的過程中，文化形態的變遷清晰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文化的變遷是文化人類學研究的主要課題。楊鏡江（1992）在《文化學引論》中將文化變遷的原因歸納為四個方麵的因素：①社會原因，其中根本的是社會生產方式的變更；②文化自身的矛盾衝突、文化的分化；③地理環境條件的變化；④外來文化的影響。楊鏡江。文化學引論［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人口的異質性和高流動性是城市社會的典型特征，不同籍貫、不同性別、不同職業的居民構成使居住需要的複雜程度大為增加。然而，現有社會經濟條件下的住房供給總體上隻能采取“工業化大生產—產品定位小調整”的模式，這就要求人們必須適應市場供給的局限。在上海國際化都市建設的過程中，外地務工人員、引進的高級人才、國外專家等事實上都必須通過適應來逐漸接受上海的生活方式、氣候條件、居住環境。與此同時，市場化的住房分配體製允許消費者根據個人的需要對居住條件和環境提出不同的要求，現階段並存的不同居住心理和生活方式，很難用單一的標準加以衡量。無論是居民個體還是社會群體，在此過程中都經曆了從不適應，到嚐試適應，直到適應、接納或見怪不怪，在差異和矛盾麵前表現出了極大的張力和容納力。承認差異、接受差異，取長補短——這就是文化變遷過程中的文化適應。
國內學者曹紅（1999）就新疆維吾爾族“轉型模式與文化適應”進行的研究指出：文化適應是文化對環境變化做出的反應，構成文化的某個方麵因相應環境變化而發生變遷可能導致其他方麵的改變。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不是不連貫的零碎體係，而是有著內在的、相互適應的一整套係統曹紅。新疆維吾爾族生活方式——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型［M］。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1999：316317。這一觀念與係統論角度觀察居住文化的演變與居住形態之間的關係，在結論上是非常接近的。此外，楊庭碩、呂永鋒（2004）的觀點對解讀和預期當代居住文化形態的演變也頗具啟發性：“一種文化在麵對生存環境的變化時，或出於提高對自然資源利用效益的需要，為了使該種文化獲得更強的生存和穩態延續能力，憑借該種文化所屬成員的經驗積累和技術的提高，並通過實際運行以新陳代謝的方式淘汰、改造或新增某些文化要素，經過逐步對文化要素及其結構的重構和整合，形成一種更具生存能力和穩態延續能力的新型文化。”楊庭碩，呂永鋒。人類的根基：生態人類學視野中的水土資源［M］。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4：258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