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雙城的創傷
進“新聞調查”的第一天，有個小姑娘衝我樂。一隻發卡斜在她腦門上，耳朵上戴四五個滴哩哩的耳環，掛著兩條耳機線，走哪兒唱哪兒，一條短裙兩條長腿，嘰嘰呱呱，你說一句她有一百句。
她二十三歲，痛恨自己的青春，尤其見不得自己的紅嘴唇，總用白唇膏蓋著，“這樣比較有氣質”。哦，這好辦，我叫她老範。她掙紮了一陣子就順從了。
這姑娘大學畢業自報家門來應聘，領導每次開口問問題，她都立刻說：“你先聽我說……”張潔估計是以一種對女兒般的容忍，讓她留下來的。
“我是三無人員，”她說，“無知，無畏，無恥。”
我心想，你真是沒吃過虧啊姑娘。
她還挺會為自己找理論依據的：“有句話叫‘陰陽怕懵懂’，我就是懵懂，嘿。”是，瞧她找的題：一周之內，同一班級五個小學生連續用服毒的方式自殺，沒有人知道為什麼，獲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媒體認為可能是邪教造成的。她到處找人，說來說去，沒人搭理，最後找到我。
我不相信太邪門的事，我更感興趣那個沉默的原因。
張潔看著我倆，心知這種節目多半是白花錢，平常選題都得有個七八成把握了才出發，不然徒手而歸成本太高，但他是個對姑娘們說不出個“不”字的領導。“去吧，省點錢，別雙機了，也別帶錄音師了，一個攝像就夠了……哎哎，也別帶大機器了，帶台DV。”他說。
從機場出來打車，師傅姓毛，一臉西北人的清剛，車上放著一盤鄧麗君，他聽了好多年，放的時候像鋼絲似的。我和老範搖頭擺尾地跟著合唱《償還》：“沉默的嘴唇，還留著淚痕，這不是胭脂紅粉……”毛師傅從後視鏡裏看我倆一眼，又看一眼，樂了。
西北壯闊，赤金的油菜花開得像河一樣，沒完沒了。青蒼的山轉過一彎，還是。
我說我也喜愛美劇《老友記》，陪我多少年。老範“哈”一聲撲上來，搖得我披頭散發。
同行說當地政府不支持媒體采訪。趁著月黑風高，我們找到最後一個服毒的小楊家。
武威在河西走廊，古稱涼州，雙城是這西部邊塞的一個小鎮，三萬多人，過了晚上十點，隻有幾戶燈光。小楊家燈是亮的，院子裏一塊菜地，堆著化肥，一根水泥管子上晾滿了鞋。父親醉酒剛回，紅著臉，粗著脖子敞著懷，說不清話，母親坐著一句話不說。我們剛坐下，大門“咣”一響，來了五六個當地大漢，不說是誰，要趕我們走。老範跟他們吵人權和新聞自由，雙方驢頭不對馬嘴，倒是能互相抵擋一陣子。
我抓住機會問小楊：“你願不願意和我一塊回武威，回我們住的酒店采訪？”那男孩子之前垂著細脖子，隻看到兩彎濃眉毛，一直不說話。我不抱指望地問了這麼一句，但他說：“我願意。”
我蹲在地上，有一秒鍾沒回過神，居然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看過你關於非典的報道。”
幾個月前做非典報道得到的所有榮譽稱讚，都比不上這一句。
回酒店的路上，毛師傅老到得很：“後麵有車跟。”我們往後看，普通黑桑塔納，隻有一個司機，後座上沒人。
我們在酒店下車。第二天，毛師傅來接我們，說昨晚我們走後，桑塔納上下來兩個人，上了他的車，問：“剛才那幾個人是哪兒的記者？”
毛師傅直接把車拉到110，把兩個人卸在警察那兒，回家睡覺去了。
後來知道這倆人是鎮長和他的同事。我們去找：“這事兒還用這麼躲閃啊，跟你們又沒啥關係。”
鎮長心一下就寬了，把遮著半邊臉的大墨鏡摘了。
我奇怪：“當時我怎麼沒看見你們呢？”
他得意：“哎呀，你往後一看，我們兩個立刻倒在後座上。快吧？”
采訪小楊，他不肯說什麼原因。我說：“我想去現場看看，我明天會去你們學校。”
他忽然問：“我能不能跟你一道去？”
第二天，這孩子帶我去學校。校長來給我們開門，中年人，頭發花白，一見人就用手往後爬梳，不好意思地笑，“這幾個月白的，”說話聲音是破的，“心裏難受，壓力太大，精神幾乎都崩潰了。”他勉強繃著笑，臉都抖起來了。
找到六年級的瓦房，一張張桌子看，有一部分課桌上有歪歪扭扭的“519”，一刀刀刻得很深，後來刷的紅漆也蓋不住。小楊在其中一張桌子邊停下來，低頭不語。
桌子是第一個服毒女孩苗苗的，死亡的日期是五月十九號，與她同時服毒的女孩小蔡經搶救脫險。兩天後，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同班同學小孫服毒，經搶救脫險；五月二十三日早上，小倪服毒，經搶救脫險；五月二十三日晚，小楊服毒，經搶救脫險。
幾個孩子桌子上都刻著“519”，苗苗父母認為他們是集體約定自殺。
鎮上的人卷著紙煙，眼裏放著光，說不清是興奮還是恐懼：“跟你說吧，肯定是個什麼教，聽說還有白皮書呢。”眼鏡掃一掃旁邊的高台，“還有這地方，邪得很。”高台叫魁星閣，說是一個供著魁星像的高大石閣，他們說出事的孩子常常在上頭待著，還刻了什麼字。
我跟老範對視一眼，心裏一緊。
小楊不肯多言，說你們去問苗苗的一個好朋友小陳吧，她都知道。
我們找到這姑娘家，小女孩十二歲，穿件碎花白襯衣低頭掃地，發根青青，小尖臉雪白。看見我們進來，不慌不忙，揚揚手裏的掃帚說，“等我掃完地。”一輪一輪慢慢地掃，地上一圈一圈極細的印子，掃完把掃帚繩往牆上的釘子上一扣，讓她媽給我們拿凳子坐，轉身進了屋。我隔著竹簾子看她背身拿著一張紙，打了一個電話。
她撩了簾子在我對麵坐下，我問什麼，她都平靜答：“不知道，不清楚。”
我說：“苗苗不是你的好朋友嗎？”
她說：“我們班上的人多了，哪個都是朋友。”
我愣了一下：“那這個事情你不關心嗎？”
她不緊不慢地說：“學習這麼忙，關心不過來。”
她看著我，禮貌地等著我往下問。我看著她，飽亮黑圓的眼裏沒有表情，隻映出我自己。我問不下去了。這時候窗外鞋聲敲地，幾個成年人進來，說：“你們有記者證嗎？”
他們穿著深藍夾克黑皮鞋，這次不是鎮上的，看來是市委宣傳部的，不希望我們呆在村裏，一車直接拉去了當地的雷台漢墓：“報道這個多好。”前後都有人跟著解說。老範倒隨遇而安，她第一次到鄉村，看到地上有活的小青蛙，跟在後麵跑，又笑又叫，宣傳部的同誌沒見過這麼天真的記者，再嚴肅都看樂了。老範又吃驚西北壯麗的天色，大叫著指給我看：“雲！”
走在前頭的宣傳部負責人三十多歲，名字結尾正是“雲”字，他驚喜又羞澀地轉頭：“叫我？”
眾人哄笑。這一笑之後，都不好意思再繃著臉了。
之後再聊節目。我們說：“這個事情誰都困惑，處理起來也棘手，但是不公開，被認為是邪教，對誰都不好。我們多了解一些，你們也多些處理的經驗，是不是？”
雲歎口氣：“這事我們都查了這麼長時間了，一開始也當邪教查。沒有這事，搞不明白，你們去看吧。”
我們去了魁星閣，門已經被鐵絲扭住掛了鎖，有小孩子手腳並用，沿著斜的牆麵蹭蹭爬上去，一坡青磚被他們磨得溜光水滑。我找人開了門，沿台階轉上去，魁星像也不知道哪年哪月就沒了，空空蕩蕩的像個戲台子。有個原來刻著文字的照壁，出事後被政府重新粉刷一遍，用石灰蓋住。照壁不大，我沒帶工具，用手擦，石灰幹又薄，底下的字露出來，小鉛筆刀刻得歪歪扭扭的“一見鍾情”或是“武林盟主”，不過如此——我在小地方長大，不奇怪小孩子為什麼常常待在這兒，大概這是小鎮唯一有文藝氣息，能帶給他們一點幻想的地方。
小地方沒有電腦，沒有書店，學校裏唯一的娛樂設施是乒乓球台子，兩塊磚頭壘起來算是球網。地攤上賣的還是鄭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帶。小楊的房間裏貼著一張四方大白紙，上麵抄著愛情歌曲的詞，和歪歪扭扭的簡譜。
政府的人說他們搜查學校的時候，有學生確實把幾本書扔到了房頂，是青少年雜誌，有一頁折過角，是一個女孩為了愛死去的故事，角是苗苗折的。
我問這是不是她自殺的原因，小楊有點不耐煩的不屑：“怎麼可能？她們都看。”
農村孩子上學晚，雙城小學是六年製，苗苗已經十三歲，我在她這個年紀已經快初中畢業，班上女生全都手抄淒美愛情故事，喜歡那種戲劇化的感傷氣氛，苗苗小本子上的貼畫跟我那時的一樣——翁美玲。
“那我們就理解不了這件事了，”苗苗的父母說，“我不相信我女兒能影響別人也去自殺，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
苗苗是服老鼠藥自殺的，當時另一個女孩小蔡跟她一起。
我們找到小蔡家，她母親攔住門說：“不要拍，我女兒早好了，以前是被人帶壞了。”
我問她：“你知道她為什麼服毒嗎？”
“……”
“她多長時間沒說話了？”
“十幾天了。”
“你擔心嗎？”
“……”
“讓我試試吧。”
她讓出一條路來。
小姑娘細眉細眼，坐在門口的小凳子上。我們都痛恨用馬賽克壓在人臉上的醜陋和不尊重，攝像海南很有心，在背後用逆光剪影拍她，能看到深藍的天空和院子裏青翠的南瓜葉子。一根倔強的小歪辮子，投射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內心的流動。問她，不吭聲。我給她一瓶水，她像抱洋娃娃一樣斜抱在懷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