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實際上很簡單，中國政府若要收複香港，1949年就可趁解放廣州之機一舉收複，何必等到現在？當年中國政府保留香港，是希望保留一條對外貿易的通道，這樣對中國政府較為有利。現在的國際形勢和香港的特殊地位並沒有改變。因此，中國政府收複香港的可能性不大。
正是基於這樣的分析，李嘉誠毅然做出了“人棄我取，趁低吸納”的曆史性戰略決策。並且將此看作千載難逢的拓展良機。
於是，李嘉誠在整個大勢中逆流而行，在整個地產行市都在拋售的時候，他不動聲色地大量吃進。
此時，許多移居海外的業主，急於把未脫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廠房賤價賣出去．李嘉誠認為這是拓展的最好時機，於是他把塑膠盈利和物業收入積攢下來，通過各種途徑捕捉售房賣地信息。
李嘉誠將買下的舊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產低潮時期建築費低廉的良機，在地盤上興建物業。
李嘉誠的行為確實需要非凡的膽識和氣魄。不少朋友為他的“冒險”捏著一把汗；同業的地產商，也在等著看他的笑話。
但李嘉誠依然不改初衷，繼續逆潮流而行。
這場戰後最大的地產危機，一直延續到1969年。曆史又一次證明了李嘉誠的判斷是正確的。
1970年，香港百業複興，地產市場轉旺。這時，李嘉誠已經聚積了大量的收租物業。從最初的12萬平方英尺，發展到35萬平方英尺，每年可獲得的租金收入即達390萬港元。
李嘉誠成為這場地產大災難的大贏家，他利用過人的膽識，把別人臆想的災難變成了自己的機遇，這也為他日後成為地產巨頭奠定了基石。
有人說李嘉誠是賭場豪客，孤注一擲，僥幸取勝。或許隻有李嘉誠自己心裏清楚，他的驚人之舉，含有多少賭博成分。
應該說，在這場夾雜著政治背景和人為因素的房地產大災難中，無論是誰，都難以對前景做出準確的預測。因而，說李嘉誠的決策有十足的把握是不現實的。
如果這個產業仍處在向前發展的階段，隻是由於其他一些原因才暫時處於低潮，就應選擇在這個“別人放棄的時候出手”了。這個時候出手可以少走很多彎路，從而以比較低的成本獲得較高的收益。
俗話說：無風險不成生意。因此，做任何生意都不可能十拿十穩，多少有一點冒險成分。風險有多大？利益有多大？這就需要根據各種情況進行分析。一些膽子大的老板，隻要有五成勝算就敢冒險；膽子小的，非有八成以上勝算便不敢采取行動。一般來說，風險與利益成正比。前者敢於冒險，很容易倒大黴，也很容易暴發；後者比較穩妥，卻難求快速成長。
但有一種情況例外：當別人算到不足五成勝算，而自己卻算到有六七成甚至更高把握時，便意味著發大財的機會來了。李嘉誠正是靠著這種機會快速發展的。當然，這取決於自己高超的分析判斷能力。
財商就是實力
俗語說，“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活兒”，這句話適用於任何行業。要想賺錢，僅有美好的願望和有利的客觀條件是遠遠不夠的。
實力才是決定是否賺錢的最根本因素。
那麼，對於個人來說，怎樣才算得上有實力呢？
要有清晰的邏輯判斷能力，有一套自己的行事原則；
要具備相關的專業知識；
要有很強的心理承受力等。
專業知識和行為原則是實力因素中的重點。
王海經商多年，出於商業上的需要，他對有關的經濟法規很是留意，閑暇時間裏，他還自修了法律專科的課程。1995年春季，王海偶然翻到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其中第四十九條“損一賠二”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按常理來想，既然法律有規定，那麼照章執行就是了，但王海更為關心的是該條款的可行性。他深知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要真正落實法律條文尚有一定難度。一番研究之後，王海果然找到了《消法》中的缺陷：消法規定“消費者為生活需要”進行消費受《消法》保護，但同時又鼓勵消費者主動與販假者做鬥爭，那麼，什麼是“生活需要”？如何行使權力？由此王海判定：如果商家以消費者“知假買假不屬生活消費”為借口來拒賠，消費者又該如何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出所料，王海以後的打假中經常遇到商家以此為借口的拒賠現象。
按照此判斷，王海決定不輕舉妄動。直到有人真的索賠成功，上海認為有了判例，《消法》具備了可操作性後才走上了打假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