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層統治者沒有國家觀念，後世出現寧贈友邦勿給家奴的慈禧，出現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中正，也就不足為奇了。上層與下層互不相愛，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這一點外國殖民者也看到了。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在從菲律賓寫給國內的信上稱：中國人是一群卑賤、無恥而且可惡的人，中國的國王與官吏虐待窮人，以聞所未聞的暴政對待他們的人民，而他們的人民也沒有一個人會對他們的國王效忠。這是殖民者觀察出的結果，後來發生的事實更印證了他們的結論。前文我已說過，1603年，西班人屠殺華人僑民兩萬，明政府不但不興師問罪，還修書慰問夷人。政府的這種態度，對西班牙人簡直是變相的鼓勵。所以，37年後，也就是1639年，西班牙人再次屠殺僑民兩萬人，大明政府照樣無動於衷。“無動於衷”也不行了，政府本身也沒幾年日子了，五年之後，它就玩完了。
官府不愛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談不上愛官府。政府不愛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談不上愛政府。麥天樞在其《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裏是這樣說的：“如果以為沿海和長江的炮聲與白旗，已經在國民中掀起了多麼巨大的精神波瀾和情緒風濤，那便是屬於今人想當然的自作多情。”事實上，英國殖民者也發現了這一點，1841年的鴉片戰爭中，英國艦隊突破虎門要塞，沿江北上開向烏湧的時候，江兩岸聚集了數以萬計的當地居民，平靜地觀看著自己的朝廷與外夷的戰事，好似在觀看兩個不相幹的別人爭鬥。
如果說中國的執政者隻愛自己的龍墩的話，那麼老百姓也不含糊，隻愛自己家的門檻。陳獨秀在其《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中說：國家不過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解人民紛爭的機關，善人利用它可以抵抗外族壓迫，惡人利用它可以外而壓迫異族，內而壓迫人民，我們中國是貧弱受人壓迫的國家，對內固然造了許多罪惡，“愛國”兩字往往可以用作搜刮民財壓迫個人的利器。陳獨秀說了這麼多，無非是一個意思：警惕惡政下的愛國主義。說白了，愛國本是一件簡單的事，但那是對於現代意義上的公民而言，對於奴隸，愛國就複雜化了。真正的愛國英雄袁崇煥被政府當作賣國賊淩遲處死，北京城的老百姓自發形成的愛國義舉則是瘋狂地一人一片肉把袁的肉塊生吃了；嶽飛死了，真正的賣國賊端坐龍墩依舊當他的萬民之父皇，賣國賊的經紀人秦檜則在死後被百姓弄得長跪不起；秋瑾等愛國誌士喋血菜市口，貧農華老栓則用烈士的鮮血沾成人血饅頭給他兒子治肺結核！阿Q更是踮著腳後跟喊：“殺頭？好看！”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的龔自珍，如果知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領路的恰是他的親生兒子龔孝拱的話，他老先生一定會害羞的。
血與火的洗禮中，中國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運動，但是文化啟蒙並沒有完成，奴隸也沒有變成公民，偉人尚且沒有完全接收現代文化的洗禮，沒有擁有現代國家觀念，更遑論一般的民眾？了解了這一點，對於抗日戰爭中中國漢奸之多（光偽軍就280萬），我們就不會感到吃驚了。
由於中國人先天缺少國家觀念，其後果是嚴重的。何兆武說：“近代一交戰，天下一家的中國人立馬兒變成了兩個方向：一是崇洋媚外，二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何先生說得對，家奴也就隻有這種選擇了。
中央集權與中國人
現在好多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一開始就選擇了集權的政治統治，在於中國這樣的一個大農業國家，需要統一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集中治水。我個人覺得，這種說法很玄。按我自己的意思，我覺得中國的帝王之所以選擇集權，乃是由於中國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把權、勢、術融合為帝王專製術，導致中國封建帝王先天就有了集權的意識與專製的基本功，農民運動推翻舊帝王，中國文化馬上造就一個新帝王，新的還永遠比舊的更專製，中國就這樣讓他們給專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