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為了鼓勵大家務農，按“士、農、工、商”，把國民分作四類，農民竟然被排在第二名，地位夠高了，僅次於士。而士們，並不喜歡勞動。孔家老二不但自己不種莊稼，還特反對學生們種。攀遲問“稼”與“圃”，孔家老二就背後嘀咕這學生是小人。孔家老二還特小資，“席不正，不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沒想到亞聖孟子比前輩還要裝嫩，幹脆連廚師與屠夫都視作小人了，說：君子遠庖廚。看這些聖人的發展苗頭，可能達到“君子不吃飯”的地步呢！
君子可以遠庖廚，可小人不行，所以孟子見梁惠王，提出了自己專為小人們設計的溫飽計劃——“使黎民不饑不寒”：“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小的時候，我家喂過豬，我的理想是：豬喂得越胖越好。所以說，對人來講，吃飽並不是最高理想，因此孟子又給梁首長畫了一張小康藍圖：每家都有五畝宅地，住房周圍種桑養蠶，50歲以上的人可以穿綢。每年養一些雞、狗、豬，70歲以上的人就都有肉吃了（忽忽，估計那時候藍天六必治就上市了吧，所以七十歲的人牙好胃口也好）。每家再有一百畝地，八口之家就可以吃飽了。
由此看來，中國農業政府也沒什麼高遠理想。它考核地方官的時候，首先要看的就是這官員在任時，生齒是否增加，荒野是否開墾。一句話，多生孩子多種地。政府對農業科學的研究，也僅限於如何讓糧食增產等方麵。至於農民，長期麵朝黃土背朝天，兩眼朝下，土裏覓食，當然就都成了陳勝所看不起的“燕雀”了。他們朝起夜睡，鋤禾日當午；民心純樸，甘其食，美其服，不睡在皇上身邊，也就沒有野心家的目標。總之，勸民務農在取得地利這一經濟目標的同時，還兼有了陶冶民心的政治教化功用。《呂覽·上農》說：“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誌也。”我感覺，農民種地與知識分子練書法是一個道理：陶冶情操！總之，統治者重農，怎麼著也避免不了愚民的嫌疑。
【三】傳統中國政府的抑商思維
在統治者眼裏，農業好處多多，而商業，則是壞處大大的：商業是破壞和損耗社會財富的根源。一個農民，如果不老老實實地種地，在統治者眼裏，就有政治問題了。商業還會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社會穩定之大局，妨害以德治天下。《呂覽·上農》雲：“舍農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誌，無有居心。”又雲：“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
可以說，中國的封建統治者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看到了商業對封建社會及其秩序的威脅，而重農抑商政策的執行也是由此發端，並在後世的封建社會中被當作傳統一貫地延續下來。
重農，農民尚被士視作小人，抑商，商人可就慘了，被呼作賤人。農商合到一塊兒，就是小賤人啦。孟子在《公孫醜》篇裏把大商人呼作“賤丈夫”。在這些聖人眼裏，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而且讀書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所有農民子弟的最高理想。執政者以德治天下，對這種社會風氣推波助瀾，大家集體歧視、羞辱商人。明朱元璋時代，命令農家子弟可以穿綢紗絹，而商賈之家則隻可穿布。盡管我們想象不出農家子弟們在鋤禾的時候是如何著絲穿綢的，但起碼有這麼個名譽上的權利，挺振奮人心的。
秦漢時期，實行市籍製。工商業者另立戶籍，被打入另冊。凡在籍者，身份低於一般編戶齊民。一代有市籍，三代失去自由。晉朝時，將羞辱商人的方法抬到極致，商人必須頭上纏巾，將自己的姓名題寫在額頭上，穿鞋不能一色，一腳穿白，另一腳著黑。這種形象很有意思，我懷疑後世的紅衛兵和鄉下的革命委員會在鬥人時，讓人胸前掛牌兼剃陰陽頭，就是從晉朝這裏得來的靈感。
明清時期，政府更是認為：商賈多賤民，華僑多無賴。社會層麵上，更是歧視商人，認為無奸不商、無商不奸。今天，中國商界裏的假冒偽劣、偷稅漏稅、投機倒把等違規操作現象已很普遍，普遍到違反商界公德成為一種社會常態。骨子裏，估計大家皆以為，這才是商人呢。這導致中國商界裏一個不好的現象，商人信譽不好，並不影響他的生意，相反，越不講信譽，他越掙錢！如今，中國的大款們似乎揚眉吐氣了，那是西方和平演變的結果。不信，問一下當初的個體戶們是如何挺下來的，不容易啊！至於農村中先富起來的農民，經商前他首先是自身觀念的改變，認為經商不是丟人的事才能下海；而且即使他自身觀念改變了，他還要有相當的勇氣，也就是說，他不怕鄉鄰的指指點點才行。反過來，凡是沒有先富起來的農民，恰好都是在保持傳統道德品質方麵很到位的那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