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關於“天”的思想，在他弟子們的傳播活動中也從不同程度得到了發揚和發展。例如孔子周遊到衛國的儀邑，守界口的小官拜見他之後出來對孔子邊上的學生說：“你們何必為老師失去官位而沮喪呢？天下亂了很久了，我看上天就是要讓你們的老師來擔當警世啟民的木鐸吧！”木鐸，是古代用作政治傳播的一種工具。它是以木為舌的銅質大鈴，古代在宣布政教法令時用於巡行振鳴，從而引起眾人的注意。鄭玄注釋《周禮》說：“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論語·八佾》：“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就是比喻孔子是“傳播大師”。
又如司馬牛的哥哥司馬向魋作惡多端，司馬牛料想他的哥哥必將被處死，十分憂慮地對孔子的學生子夏說：“別人都有兄弟，而我卻沒有！”子夏就勸他說：我聽說過這樣的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陳子禽問孔子的學生子貢說：“你對你的老師如此推崇，難道孔丘比你還要強嗎？”子貢回答說：“一個人說出一句話，就可以知道這個人是聰明人還是糊塗人，所以說話不能不慎重啊！”又進一步說：我怎麼能趕得上我的老師呢？“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期行，綏之期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孔子的學生把自己的老師比作高不可攀的“天”，說明“天”這一概念的真正含義在儒家思想中隻是一種力量的代稱而已。
因此在天人關係問題上，孔子繼承和發揮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即強調人事的作用，強調人事的力量。例如他常以“天”來歌頌古代的聖哲，他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古代帝王最偉大的莫過於堯，也隻有堯的德能才可於世界上最偉大的“天”相平等。他借用堯的口吻說：“谘！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表示堯把帝位讓給舜是執行上天的意誌，同時要求舜即位後“允執其中”地去盡人事，否則造成“四海困窮”，那麼就會“天祿永終”。實際上已經把“人事”放在“天道”之上了，人世間的聖哲在替“天”行“道”。
孔子強調“人事”的重要作用，但並沒有排斥“尊天”的思想。時代發生的急劇變化，無可挽回的曆史發展趨勢，都使孔子感覺到仿佛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超自然的力量在左右著一切，他把這種不可理解的力量稱之為“命”或“天命”。他曾經敘述自己的生活經曆，這樣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什麼是“命”的含義呢？孔子的學生冉耕生了嚴重的疾病，前往探望，孔子從窗口握著冉耕的手，說：“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斯疾也！斯人也有斯疾也！”像這樣好的學生竟然會患上這樣不治之症，簡直不可想象，孔子連連感歎：真是天命啊！顏淵死的時候，他也曾大聲感歎：天喪我！在自然科學不發達的情況下，死亡和出生隻能歸結為天命，是能理解的。
孔子還把傳播活動的成敗，即政治主張和行事能否實現，也歸結為“命”。公伯寮在季孫麵前誹謗子路，魯大夫子服景伯把這事轉告孔子，說：“季氏如果聽信公伯寮的話，動搖了思想而不用子路，憑我目前的權力可以殺了公伯寮，把他的屍體陳列在朝廷上！”孔子聽了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他認為政治主張能否實現，不是一個公伯寮所能左右的，完全是由天命決定的。因此他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孔子的“天命”觀念本源於“尊天”的思想，從哲學範疇來講，尊崇有意誌的“天”和服從無可抗拒的“命”，都是一種客觀精神。但是孔子所以離“天”而講“命”，是有其原因的。孔子始終以尊奉“天道”自命，以傳播禮儀為己任，卻偏偏其道不行，上天沒有給他特殊的護佑，不說自己到處碰壁，自己最心愛的好學生顏淵過早地死去，好學生冉耕患上了惡疾，那麼隻能有一個解釋：“命矣夫！”其次，在社會激烈變動下，一般人都不僅不畏懼神聖的“天”，反而怨天，恨天。所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自己也感歎“沒有誰能了解我呀！”子貢不理解地問：“為什麼沒有人了解您呢？”孔子無奈地說：“我不敢抱怨上天，也不敢怪罪他人。我隻求從下麵淺近的學起，漸漸上升到高的境界。了解我的，大概隻有上天了吧！”在人們怨天尤人的情勢下，孔子雖然信奉“天”，但已經無法對人們傳播“天道”了。第三，“天道”不行，孔子提出了新的傳播概念——“正名”和“仁”，以此試圖重整社會的既成秩序和鞏固舊製度；但是“正名”和“仁”需要使人的意誌有一個歸宿，需要有一個理論指導，於是他倡導命運說來引導人們的心誌。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他的學生子貢也轉述他的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在孔子的傳播思想裏幾乎不提“天道”，而改說“大道”，“大道”是依靠人事得以傳播並使民眾受到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