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漏、奇臭以鼻異；疾、癢、凔、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征知。征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知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
在傳播過程中，無論是外部的還是內部的，通道的“蔽”是造成認識片麵性和主觀性的根本原因。“蔽”的具體形式很多，有：“欲為蔽，惡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要解決“蔽”的問題就必須先“知道”，“人何以知道？
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誌，誌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之謂虛”。如果做到了“虛壹而靜”，也就可以達到“大清明”。
荀子給予傳播以新生機的另一觀點，在“知”與“行”的關係上，把“行”的重要性突出並加以強調，認為“行”高於“知”，“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所以他認為學習是一個從感官到思想，並轉化為行動的過程，他說：“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在荀子的傳播思想裏把“學”看作是人類傳播行為的起點，“學”的目的是為了“知”；又把“行”定為人類傳播行為的終點，“行”的目標是由“士人”轉為“聖人”。他使儒家的傳播思想更有了係統的闡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為聖人。”到了“聖人”的境界就可以“推度”：“以人度人，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同時他也清晰地認識到信息在傳播過程中不斷衰減的規律，因而在《非相》篇裏說：“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論大，詳則論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是以文久則滅節，族久而絕。”因此，荀子提出在傳播中必須不斷注入新的動因，這就是新“知”，而新“知”來自新“行”。所以荀子強調博學與內省，強調求知與篤行：“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通過這一過程，人可以改變自己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可以由普通的士人上升為君子，由君子上升為聖人：“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教育傳播思想與孔孟的思想不完全一致，他反對“學在官府”的教育體製，鼓勵士人通過“知”和“行”去爭取向“貴賤有等”的新製的社會階層轉化。
荀子傳播思想的第三個新觀點是對“名”的理解。在“名”與“實”的關係問題上，荀子強調“實”是“名”的客觀基礎，提出了“製名以指實”的觀點。在傳播過程中，主要是信息的傳遞或社會信息係統的運行，那麼作為人類最基本傳播手段的語言和語言中信息化的詞語如何明晰而準確反映信息的含義，顯得非常重要。詞語——符號化的信息——在古代被稱為“名”，“名”的能指表現為可聽的語音或可視的文字。“名”的所指是什麼呢？《易·係辭下》說“聖人之情見乎辭”，故“辭也者，各指其所以”。把“名”看作是人的心理反映，於是把社會的動亂歸結於語言的混亂，《係辭上》說“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所以孔子從維護社會秩序的角度第一個提出“正名”的理論。而荀子認為“名”是客觀事物的反映，人們通過感官對事物的辨認，才獲得對於客觀事物的“名”的理解。種類相同的事物，“名”自然共同；反之，種類各別，“名”自然也就各異。“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也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因為“名”總是與它所對應的客觀事物聯係一起，所以即使出現同物異名或者異物同名，都不會影響信息的傳遞。但是，一旦有了確定的“名”，就不可擅自改動。在政治傳播活動中，“名”的明確與否尤其重要，“故王者之製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誌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奸”。
由於荀子處在戰國末期的時代，諸子各派的思想學說均已出現，這使得他不僅能采納諸子思想，又可以進行批判和比較，所以荀子的傳播思想非常豐富。可以說集中了宇宙論、人性論、道德觀、認識論、教育觀、文學、政治學、經濟學、邏輯學等各個方麵，荀子是繼孔子、孟子後的又一儒學傳播家，對後代學者有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