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性情不同，外貌相同；高貴和卑賤的區分，並沒有在外貌上有天然的區分。所以必須從等級、勢力、衣服、號令等方麵加以標誌，以區分高貴與卑賤。自然界本身是混亂無序的，人類社會也一樣，人與人沒有天然的區別。但是，君主和臣下的才具和尊卑，隻不過憑外在化的標記不同來區別罷了。如果君主和臣下等級一樣，又穿相同的衣服，那麼兩者怎麼區別呢？賈誼引用孔子的話說：百姓衣服沒有不同，行為也普普通通，使他們整齊劃一；上層社會的人穿著華貴，行為規範，使百姓仰慕他們。他認為，有了物化的外在標記，那麼上等人一看便認出來，下等人同樣可以識別。
（二）主張通過生活符號區別人際等級，從服飾看身份、地位賈誼非常清晰地指出傳播符號的物化特征，而物化符號可以是官印、令旗、鼎器等代表權力標誌的事物，但是更能在表象上體現人際等級的則是一些生活符號，特別是服裝和文飾。所以他說：
製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
這段長文至少包含了四點涉及傳播的內容：服裝的樣式及服裝上的文飾，是區別等級和地位的基本標識；地位不同，名號、權力、秩祿乃至衣食住行等等，都有區別；等級標識不容混亂，僭位者則誅；標誌必須醒目，使人一見服裝便知身份貴賤，一見文飾便知地位尊卑。這是關於階級社會裏“政治符號”的申述，時至今日，仍具有著現實意義。政治人物，或某些職業人員，或公共職務人員，為便於人們識別而采取不同服裝和文飾，顯然是必要的。“製服”這個詞語一直沿用至今，說明它是傳播一種製度文化的符號標誌。
（三）主張“言必可行”，行必求影響
賈誼認為言語一出口，無可反悔；行為一有動，就無可掩飾。言行可以區別一個人的智慧和愚昧、賢良和不肖。明智的人謹慎言行，給自己帶來幸福；愚昧的人隨便言行，給自己帶來災禍。言語行為是人際傳播的主要表現，它反映傳播者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素養，所以，一定要謹慎。有修養的人隻說可以實現的話，隻做可以承諾的事。
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菑（災）。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
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君鄉（向）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向）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
君主出言發令仿佛雷鳴，百姓仿效仿佛回聲；人們隨從君主，仿佛影子。所以君主能向善，百姓就會紛紛向善，好比影子隨著身形一樣。這裏用比喻說明了領袖的榜樣力量，指出了身教言教的重要性。
（四）主張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教育民眾是政治的根本賈誼認為教育要有思想核心，有了教育才有政治的穩定；政治穩定，百姓才能從事勞作，國家才能富裕強大。
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
但是賈誼又指出，教育必須與實踐相結合。光說教而沒有行動，隻能說有才器；光推行教義而不善言語，隻能說有才幹；既能言語又能行動，才稱得上真才實學。所以領導者應善於考察部下的才器，任用部下的才幹，倚助部下的真才實學，那麼國家太平，政治穩定。這裏指出的不僅是教育問題，也是領導藝術問題。
（五）主張言行容止符合“四經”
所謂“四經”，是指心誌、容態、目光、言語四個方麵的表達規範。“經”在這裏是行為準則的意思。心誌是內向傳播的源點，容態、目光和言語是由內向外傳播的一種精神性質的表現。不過這裏說的“四經”，還包含傳播內容和傳播形式：言語包括聲調和語氣，目光包括喜怒哀樂和神色，容態包括服飾儀表和坐立姿勢等。
誌有四興：朝廷之誌，淵然清以嚴；祭祀之誌，愉然思以和；軍旅之誌，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誌，漻然愁然憂以湫。四誌形中，四色發外，維如。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懾然，若不還。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流垂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