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結合中國政治實際，圍繞維新變法進行西學傳播。19世紀後期，中國傳播西學有兩大機構，一為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專以譯書為業，所譯西書偏重於應用技術、自然科學範圍。與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專出譯作不同，廣學會除了翻譯，還從事編撰、創作，所出版的書籍，除自然科學外，還有社會科學，偏重於批評弊端、鼓吹變法的圖書。從思想文化發展角度看，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屬於洋務時代，廣學會則屬於變法維新時代。
從廣學會1900年以前出版的書目來看，至少有一半是撰寫之作。重印的《自西徂東》（花之安著）、《時事新論》（李提摩太著），新編的《大國次第》、《新政策》、《論生利分利之別》（均係李提摩太的作品），都與時政有關。《大國次第》一書羅列世界30多個大國的人口、幅員、糧賦、學校、工價方麵的統計數字，及其在世界各國中所排的名次。按照所排名次，中國人口為第一，麵積為第三名（英國包括其殖民地，排名第一；俄國第二），但貿易是倒數第三，糧賦也是倒數第三；學校、工價即有統計，也無從折算。按書中說法“大抵生齒多者必賤，生齒少者必貴”，中國必然排在末尾幾位，這對刺激中國人的覺醒，不無積極意義。《新政策》寫於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以後，在書中，李提摩太向清廷提出教民、養民、安民、新民四條改革措施，其中不乏切中時弊、切實可行的內容。但《新政策》東也要聘請英美人，西也要聘請英美人，這就不能不讓人懷疑其動機，是否要變中國為英美的殖民地。
第二，開始創新、打開西學傳播的新局麵。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同文館等機構，在翻譯西書方麵著實作了不少努力，但它們譯書主要是為了政府及有關單位的應用，很少在流通發行上下功夫。廣學會則別開生麵，千方百計使西學從書齋走向社會，影響空前擴大。
書刊結合是廣學會傳播西學的有效手段。廣學會的刊物有《萬國公報》、《孩提畫報》、《訓蒙畫報》、《成廛畫報》、《中西教會報》和《大同報》，其中最著名的是廣學會機關刊物《萬國公報》。廣學會翻譯、編撰的許多西書，一般都先在《萬國公報》上連載，然後單獨出版。報刊連載有兩大好處：一是投石問路，觀察社會反應；二是擴大影響，預做廣告。
免費贈送出版物，是傳教士擴大社會影響的傳統手法。廣學會成立後，便廣贈書刊。一是在每次鄉試、省試、會試科舉考試時，派人到試場外麵送書。二是通過各種關係，向清廷中央和地方的官員贈書。所贈書刊，雖有宗教宣傳品，但以時政和科學知識書刊為主。此外，廣學會還通過有獎征文，在各地設立代銷點，逐年進行成本核算，分析出版動態，開創了西學傳播的新局麵。
流，不注意開源，重義輕利，等等。這些意見恰當與否，可以研究，但他們從價值觀、曆史觀、生活方式、倫理道德角度對中國文化進行研討，開啟了日後中國文化問題討論的先河。
五、林樂如與《萬國公報》
林樂知，自號榮章，英文名揚·約翰·阿倫（YongJohn Allen，1836～1907年），美國佐治亞州人。幼孤，由姨父母撫養成人。1858年畢業於埃默裏大學，美國監理公會傳教士。1859年底奉派來華，1860年7月12日到達上海，在滬、杭等地傳教，並首訪太平天國的天京，刺探情況。1863年在上海開設廣方言館，任該館教習，並為江南製造局編譯館譯書。1868年繼伍德·傅蘭雅之後，主編字林洋行的中文報紙《上海新報》，還曾對該報進行過一些改革。同年9月5日，在滬創辦《中國教會報》周刊，這是受聘主編《上海新報》期間自費出版的中文教會刊物。1874年9月，該刊從301期起更名為《萬國公報》周刊出版，長期擔任其主編。1877年後參加由基督教在華各教派在滬聯合組成的學校教科書委員會，負責編寫初、高級兩套教材中的高級教材。1881年在滬開辦中西書院，因無法兼顧，《萬國公報》遂於1883年7月出至第750期停刊。
1887年同文書會（1894年改名為廣學會）成立，林樂知成為該會骨幹。
1889年2月《萬國公報》改為月刊，作為同文書會機關報正式複刊，冊次重起，林仍任主編。1891年2月，又在滬創辦並主編《中西教會報》。他與中國官方與西方在華上層人士有廣泛聯係，曾獲清廷“欽加四品銜”。1901年將其在滬開設的中西書院與在蘇州開設的博習書院、中西書院合並為東吳大學。提倡基督教與儒學相結合，鼓吹中國走印度道路。1907年5月20日病死於上海。著有《治安新策》、《中東戰紀本末》、《東方時局略論》、《中西關係略論》、《列國歲紀政要》、《文學興國策》、《中國在國際間之地位》等書，譯作不下於20餘種。
在翻譯西書方麵，林樂知盡管也頗有成就，《中東戰紀本末》曾轟動一時。但總的說來，這不是他的特長。翻譯科技書，他不及傅蘭雅，翻譯社會政治書，他不如李提摩太。但是，在教書、辦報方麵，傅蘭雅、李提摩太的貢獻便遠不及林樂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