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孫家鼐上《奏遵議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折》，提出《時務報》仍留在上海出版，由康有為督辦此事。光緒皇帝當天批準，發布上諭：“報館之設，所以宣國事而達民情，必應官為倡辦。該大臣所以章程三條，似尚周妥，著照所請，將《時務報》改為官報，派康有為督辦其事，所出各報，隨時呈進。其天津、上海、湖北、廣東等處報館，凡有報章，著該督撫谘送督察院及大學堂各一份。擇其有關事務者，由大學堂一律呈覽。至各報體例，自應以臚陳利弊，以擴見聞為主，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用副朝廷明目達聰，勤求治理之至意。所籌官報經費，即依議行”。1898年8月9日，康有為在上光緒皇帝《恭謝天恩條陳辦報事宜折》的同時上了一個附片《請定中國報律折》，首次提出了報律的製訂。鑒於封建頑固派仇視報業的現實，康在上書中提出：“惟是當開新守舊並立相軋之時，是非黑白未有定論。臣以疏逖卑微，憂時迫切，昌言變法，久為守舊者所嫉恨，謗議紛紜……然他日或有深文羅織，誣以顛倒混淆之罪，臣豈能當此重咎”。為了保障新聞自由，防備頑固派的陷害，康有為在上書中向光緒皇帝提出對策性的建議是製定報律：“臣查西國律例中，皆有報律一門，可否由臣將其書譯出，凡報單中所載，如何為合例，如何為不合例，酌采外國通行之法，參以中國情形，定為中國報律。繕寫進呈禦覽，審定後，即遵依辦理”；而且，康還認為，報律對外國人在華出版的報刊也應有同樣的約束力，“由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領事，凡洋人在租界內開設報館者，皆當遵守此律令”，從而使國內“各奸商亦不得借洋人之名，任意雌黃議論”，“於報務及外交，似不無小補”。這一建議，當即為光緒皇帝所答允，當日就發布製定報律的上諭：“泰西律例，專有報律一門，應由康有為詳細譯出，參以中國情形，定為報律，送交孫家鼐呈覽”。由於變法失敗，這個指定由康草擬的報律未及問世，便胎死腹中。
“百日維新”期間，“報禁”一度被解除，“言禁”一度被放寬，“報律”的製訂一度被正式提到議事日程。戊戌政變，首次報律尚未問世就胎死腹中，政治改革確實不易。
二、政治改革與新聞立法
1900年的八國聯軍入侵與1901年的辛醜條約，使清廷不得不宣布實行“新政”，改革政治。具有溝通信息與輿論功能的近代報刊，是推進社會發展的大眾媒介，自然不能再將其束縛在“報禁”的羅網之中。於是乎自1901年起，官紳士民自辦的報刊年年遞增。據不完全統計，辛亥革命前十年新創辦的報刊，1901年為34種，1902年46種，1903年53種，1904年71種，1905年85種，1906年113種，1907年110種，1908年118種，1909年116種，1910年136種，1911年為209種。
新報業雖因“報禁”、“言禁”的逐步開放向前邁進，但舊的封建文化專製法規仍未被廢除，對危害清廷政治統治的報刊及其宣傳報道，仍將受到清廷的嚴厲製裁。《大清律例》中的“造妖書妖言”罪仍是懲處報刊宣傳的主要法律依據。《大法律例》宣稱：“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監候，被惑人不坐。不及眾者，流三千裏，合依量情分坐。）若（他人造傳）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徙三年。”1903年的“《蘇報》案”，清廷就是以“造妖書妖言罪”指控《蘇報》館的。由於《蘇報》案發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內，租界當局的兩麵政策而使清廷未能完全得逞外，1903年的沈藎案和1905年的卞小吾案的結果，都是報人因言論違背清廷意旨而遭殘殺。因此，新報業要繼續向前發展，關鍵的問題就是要廢除舊的封建專製的法律製度，建立新的近代新聞法律製度，新聞立法不僅重新被提上議事日程，而且成了當務之急。1901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在其應詔上疏中要求清廷“粗定報律”。1903年10月27日，《申報》發表社論，擁護清廷製訂報律。報律製訂，已形成朝野共識。
晚清新聞立法，從1906年正式起步，至1911年止，製訂出專門適用於新聞業的法律有《大清印刷物專律》、《報章應守規則》、《報館暫行條規》、《大清報律》（後修訂為《欽定報律》）等。與新聞工作相關的法律，主要有《欽定憲法大綱》、《重訂收發電報辦法及減價章程》、《著作權章程》等。
晚清最早出台的專門的新聞法規是1906年7月由清政府商部、巡警部、學部擬定與公布的《大清印刷物專律》，其內容主要有：
1.注冊登記，審查批準製
“凡以印刷或發賣各種印刷物件為業之人，依本律即須就所有營業地方巡警衙門，呈請注冊。”“各該巡警衙門，收到此種呈請注冊之呈文紙後，即行查明呈內所敘情形，及各種列名人之行狀，及所擔負之責任。如該巡警衙門以為適當，即並同原呈一份報於京師印刷注冊總局，並各以申報之日為該件注冊之日。”“凡各該巡警衙門申報呈請注冊事於京師印刷注冊總局時，即將準注冊與不準注冊之情由，明白牌示具呈人知之。”“具呈人如以巡警衙門批斥不準之情由為不適當，可於牌示後十二個月以內，逕上京師印刷注冊總局，遞稟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