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名與文人天命

1997年,憑借《聯想為什麼》一書的問世,我便誤打誤撞地開始了自己研究企業管理的職業道路。那本書僅在1997年發行量便超過了30萬冊,列當年中國財經企管類著作暢銷書之首。但是,難以置信的事情是,最初我的動機並不是要寫書。隻是想將聯想集團最初十幾年之所以不斷發展的經驗與原因,作一個挖掘和總結,從而形成一份可以在企業內部應用的材料。在當時,這可以理解為是我在聯想工作職責的一部分。而真正動筆之後,不知不覺便寫成了一本書。現在想來,似乎有些鬼使神差冥冥之中的味道,人之宿命。因為,從少年時期的作文優秀學生,到25歲加入作家協會,再到進入聯想從事企業文化和企業形象工作,命運的軌跡就始終圍繞著文人這條主線。

《聯想為什麼》這本書寫作的全過程聯想內部無人知曉,個中原因是我並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順利完成。假如提前知會大家而最終又不能完成,或者質量不高,那顯然是很沒麵子的事情。為此,書稿完成之後還未出版之前,我在聯想內部的高級經理人會議上受到了柳傳誌的嚴肅批評。錯誤是:缺乏組織紀律,個人英雄主義。1997年元月,我個人從版稅收入中拿出近20萬元,在北京香格裏拉飯店為《聯想為什麼》舉辦了有數百人參加的首發式。這在當時國內新書首發式的規格和規模都是最高的。但是,柳傳誌沒有到場。是我的好友郭為,從香港趕回來代表聯想出席。這令我在很長時間對柳總情感上有些耿耿於懷。《聯想為什麼》出版之後,一時間好評如潮。理論界、企業界乃至媒體,一致公認這是中國企業管理實證研究第一部有影響力的著作。1998年,我出版第二部企管著作《中國企業批判》。這本書在當年的發行同樣超過30萬冊。出名使得我再次回到文人的正途。1997年,在聯想的支持下,我創辦了豐收企業企管顧問公司,讓我有機會廣泛研究中國企業,成為我此後至今始終如一的道路。

出名也差一點迷失自己。因為,沒有出名的任何思想準備。按照當時媒體的渲染,說陳惠湘出名的速度絲毫不亞於流行歌星,一夜之間紅遍大江南北。僅僅兩年間,我為近50萬名企業界高管和白領作了近百場演講。包括所有中國權威媒體在內的數百家中外傳媒在兩年間對我進行了近千篇的各種報道。當麵對這一切的時候,盡管我表麵依舊會裝出一付沉穩的樣子,內心其實是得意與飄忽的。

我很慶幸在那兩年間能夠結識上百位企業家。他們之中有近半數的人領導著當時的明星企業。我感受到了他們的底蘊與平靜。譬如說,劉永行曾約我在希望集團位於成都一個開發區的總部見麵。那是一個很簡陋的平房小院,劉永行的辦公室以及院子裏停放的各種車輛,都平常到令人難以置信。劉永行與我促膝交談了半天,就一些企業問題進行討論。譬如說,平安保險集團的馬明哲請我在他總部員工餐廳的一個小包廂裏,一葷兩素一個湯,邊吃邊交流一些對社會發展的看法。以及萬向集團魯冠球、TCL李東生、東方集團張宏偉、雅戈爾李如成,等等。所有這些人,他們的人生經曆和智慧,使得我開始認識到,自己首先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年輕人。人生閱曆、知識底蘊簡簡單單而已。他們對我的感染和教育在於,一個人當然要有理想和追求,為了這種理想要有付出,甚至某種時刻這樣的付出就是一種煎熬。但是,追求一生奮鬥一世最終謀求的其實是精神世界的一片安寧。

由於當時這種朦朧的覺悟,我在《中國企業批判》一書的後記裏,采用了“稍安勿噪”的標題,以此警示自己。這之後,我開始回避媒體,拒絕了一些企業家朋友的商業邀請。假如沒有上述企業家朋友們的影響,我很難想象自己當時會有那樣的覺悟,哪怕是朦朧的。而一旦沒有這種覺悟,所謂理想,所謂精神世界的安寧,都可能被功名利祿衝得落花流水。到頭來,無非一場浮躁一場空。這段時間裏,結識的這些企業家朋友對我的第二個啟發在於,我隻是一個文人。我能夠建立的理想以及可能獲得的內心寧靜,都隻能基於這樣一個支點。

在2000年的時候,我曾經在我們公司的會議上明確告訴同事,消滅陳惠湘是豐收企管顧問公司進步的方向。為什麼呢?一個原因是,我自己的人生目標是文人目標。這注定了我不應該是一家公司的核心。否則,這家公司很難辦好。此後,我和同事們都為這個決議作了良好努力。到2003年,豐收公司無論營業規模、團隊能力以及知識庫建設,都位居本土同類公司三甲之列。我也在這一年年底,離開豐收公司去到上海三盛宏業投資集團任副董事長兼總裁。我當時在研究變革管理這一課題,已經有了一些素材和研究積累。但還沒有信心動筆。承蒙三盛宏業董事長陳健銘先生厚愛,他願意讓我在三盛宏業集團去實施和體驗企業變革。我們約定我隻幹4年。在任職兩年的時候,我按捺不住自己動筆寫書的激情,提前辭職。陳健銘先生成全了我的想法。這才有了本世紀我的第一本著作《突破拐點》。

這本書同樣產生了很大影響。企業界、理論界對此書有關變革管理的研究成果評價甚高。我自己清楚,至少對我個人而言,這本書是一個裏程碑。因為,20世紀我出版的三本著作,無論別人怎樣褒獎。我知道自己至多是一個企業實踐的觀察者與思考者,但並不是一個學者。而我最想追求的是,在中國企業管理科學這個領域中,形成自己的建樹。功名功德都在於此。我看到了中國企業日新月異的經營實踐,這是我的土壤;也看到了中國本土企業管理研究的蒼白與落後,這是我的機會和責任。而《突破拐點》這本書的出版,意味著我自己完成了由一名觀察者到一名學者的轉變。我的好朋友、《中國企業家》雜誌的劉東華不習慣我的這種轉變。他說他還是喜歡20世紀那個激情四溢的惠湘兄,而不喜歡我後來的這種理性。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須理性,這是做研究必須具備的科學精神。我無法淡泊,《突破拐點》帶給我不同於20世紀的另外一種欣慰。我不再進行媒體宣傳,不再熱衷於演講與簽名售書之類的活動。而當我知道中國電信集團董事長王曉初先生這樣一些素不相識的企業家,要求全係統經理人閱讀以及寫讀書心得的時候;當我知道中國一些銷售規模近千億的企業集團,經理人人手一冊《突破拐點》,並將變革確定為年度工作主題的時候;當我知道素不相識的曾鳴教授,要求長江商學院的學員必須學習《突破拐點》的時候。坦白說,這是我的欣慰所在,也是我的責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