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的“四大公子”，是指袁世凱之子袁克文（一說段祺瑞之子段宏綱）、張作霖之子張學良、盧永祥之子盧小嘉（一說張謇之子張孝若）和張鎮芳之子張伯駒。對於張學良和袁克文，世人早有臧否；但對盧小嘉和張伯駒等，人們則比較陌生。日前買到一本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的《張伯駒詞集》，定價2.15元，便宜得讓人難以置信；但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對張氏有了進一步了解。
關於張伯駒，張中行在《負暄瑣話》、鄧雲鄉在《文化古城舊事》、周簡段在《神州軼聞錄》中均有介紹。行公（張中行）有收藏文物的雅好，因此他不僅坦稱“最初知道張伯駒是由於對古書畫有興趣”，而且還羅列了伯駒先生的收藏，如陸機《平複帖》、李白《上陽台》和杜牧《張好好詩》等稀世珍品。不過，他寫張伯駒的緣由，卻是有感於人生的巨大變化，覺得像張這樣從小在錦繡堆中長大，後來卻備受冷落的人物及其命運，是很耐人玩味的。至於伯駒先生在詞學方麵的貢獻，行公雖然有所提及，卻說：“我像是在誰的書房裏見過他的詞集，確切情況想不起來了。”
相比之下，鄧雲鄉先生則以《叢碧詞》為題，對張詞作了中肯的評介。“叢碧”二字來自乾隆禦書“叢碧山房”的橫額。這橫額為伯駒先生收藏，所以他不但以“叢碧”為表字，還以“叢碧山房”為室名。鄧先生說，他所依據的是20世紀30年代末北京淪陷後的刻本。我以為盡管該書從版本學的角度來看彌足珍貴，但由於所收作品有限，不足以一窺詞人全貌。
周簡段先生是個“老北京”，後來移居海外。他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香港發表專欄文章，擁有“知識淵博，文筆優美，是寫北京的權威”之美名。我手頭的這本《神州軼聞錄》中有兩篇是寫張伯駒的。第一篇《文人才子張伯駒》，對其身世、專長和愛好作了介紹，其中提到張在“七七”事變後被偽軍綁票、索洋百萬、受困於匪窟八個多月的事，讀來頗具傳奇色彩。第二篇《張伯駒與餘叔岩》，是寫二人友誼的。一個是豪門公子，京城名票，一個是譚派傳人，須生泰鬥，他們半師半友的奠逆之交，“在中國近代戲劇史上留下難忘的一頁”。盡管如此，我還是想看看作者對張詞的看法。遺憾的是，周先生雖然把張譽為“李後主、晏幾道、納蘭容若一脈傳流下來的詞學大師”，卻不知因資料不足還是篇幅有限，文章剛開了個頭便收了尾。由此可見，我所買的這本詞集，由於收集了作者一生中的千餘闋精華之作，又是詞人棄世前的自定稿，所以它的價值及其帶給我的愉悅，就絕不僅僅是省了幾塊錢而已。
張伯駒的父親張鎮芳，字馨庵，河南項城人。據有關資料介紹，他是光緒三十年進士，袁世凱哥哥的內弟，曆任天津道、長蘆鹽運使、直隸按察使、湖南提法使等職。武昌起義後，袁世凱出任內閣總理大臣，他奉派辦理北洋軍後路糧台，並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職。民國成立後曾任河南都督，但因鎮壓白朗起義不力而被免職。1915年袁世凱稱帝，他作為籌劃者之一，組織“更變國體全國請願聯合會”，任該會副會長和登基大典籌備處副處長。1917年張勳複辟，他又參與其中，任內閣議政大臣兼度支部尚書。為此，他獲罪下獄，出獄後便離開政界，全力投身於金融事業，擔任了鹽業銀行經理和董事長等職。此外，他還捐資創辦過香山慈幼院等社會福利事業，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躍的一個人物。
20世紀30年代，票友張伯駒參演京劇《四郎探母》。
把這樣一個家庭背景與20世紀的風雲變幻結合起來，張伯駒一生的悲劇命運就可想而知了。他生於1898年，自幼天性聰慧，享有“神童”之譽，曾與袁世凱的幾個兒子同在英國人辦的一所書院讀書。民國初年，他在袁世凱的陸軍混成模範團受訓，並由此而進入軍界。“餘少年從戎入秦，寶馬金鞭，雕鞍佩劍，意氣何其豪橫”（《秦遊詞·自序》），就是他年輕時代的生動寫照。然而，他的人生理想卻不是馳騁疆場建功立業，所以曾屢有“悔覓封侯”的嗟歎。“而立”之後，他先後擔任鹽業銀行總稽核、兩京鹽業銀行經理、上海鹽業銀行常務董事等職，走上子承父業的道路。盡管如此，他的興趣依然在非功利的文化方麵，除了收藏、戲曲等愛好外，又迷上了詩詞。抗日戰爭中，他身陷匪窟，夫人潘素（畫家）竭盡全力，湊了數十萬元才將他贖回，然後就是“中年避寇，再居關中，兵火之餘，僅存書畫，托跡商賈，聊供菽薪”（同上）的逃難生涯了。直到抗戰勝利之後，他才擺脫上述不幸，在大學裏致力於詩詞的教學、創作和研究。從此，他以一個典型的文化人身份，迎來政權更迭，並唱出“萬紫千紅，都過眼、換了一庭新綠”，“韶華依舊，春來去、送盡興亡如許”，“休憶夢裏霓裳，富貴應難長保”（《叢碧集》）等詩句。可惜好景不長，到1957年，他已經步入“花甲”之年，卻因言獲罪，被打成右派，放逐東北，嚐夠了“機心常懍人言畏，世路如登鬼見愁”（《春遊詞》）的況味。可貴的是，在逆境中他能以“窮邊絕塞……亦有助於詞境”的放達和“人人皆在夢中，皆在遊中”的感悟，寫下《春遊詞》一百餘閿。其中，“隻解風流不解禪，行雲流水送餘年，忍將淚眼對江山”等喟歎，道出他內心的極度苦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