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柳亞子的《七律·感事呈毛主席》與毛澤東的《七律·和柳亞子先生》公開發表後，人們就對柳氏“牢騷”格外關注。這是因為：第一，在當年的文化人中，有資格與毛澤東作詩詞酬唱的，除了郭沫若之外，恐怕就隻有柳亞子了；第二，在新中國即將誕生之際，柳亞子不僅“牢騷太甚”，還有歸隱之心，令人不可思議。近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出現不少新的觀點，有時還會發生爭論。但是由於資料不足等原因，這個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日前讀宋雲彬日記《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看到一些相關資料，有助於破譯這個難解之謎。
一、宋雲彬和柳亞子的友誼
宋雲彬是一位著名的編輯和文史專家。他和柳亞子訂交，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柳從香港逃到桂林之後。據柳亞子說，他剛到桂林本來是找廣西籍朋友、文化供應社編輯陳此生的，不料那天正好是個星期天，陳不上班，他隻好找宋雲彬。關於這段經曆，柳亞子在《八年回憶》中有清楚的交代。他說：“我和雲彬本無一麵之緣，隻在茅盾《牯嶺之夏》一篇小說上，看見宋少爺的大名，又在香港問過茅盾，知道宋少爺就是雲彬。”他還說：“文供社到底不愧是一個文化首腦部，聽了我的名字，立刻表示歡迎，領我們到了麗君路雲彬的寓廬。再一問訊，則舊友茅盾、德沚、仲華、端苓，都在那兒，雲彬給我一一找來見麵了；還介紹了邵荃麟、葛琴夫婦和傅彬然、楊承芳等。”（《柳亞子選集》，1156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七律·和柳亞子先生》：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毛澤東書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在桂林，柳亞子進入創作的“最高潮”。他除了寫成《少年時代的柳亞子》、《懷舊集》以及大量詩詞之外，還準備重新開始南明史的研究。柳研究南明史多年，隻是戰爭使他的資料文稿喪失殆盡。到了桂林後，他結識了靖江王後裔朱蔭龍。此入學問很好，藏書又多，對南明史料如數家珍。於是他創辦南明史料籌征社（簡稱“南史社”），自任社長，請宋雲彬和朱蔭龍擔任副社長，為編寫《南明史》做準備。1944年，桂林文化界為柳亞子58歲壽辰舉行慶祝活動，宋雲彬與朱蔭龍還以南史社的名義，印行過《柳亞子先生五十晉八壽典紀念冊》（《我們的父親柳亞子》，156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9年版）。
抗日戰爭勝利後，宋雲彬於1947年抵達香港，擔任香港文化供應社總編輯。不久柳亞子也從上海來到這裏，柳無非在一篇文章中說：“當時我父親重晤的有沈鈞儒、何香凝、李濟深、朱蘊山、宋雲彬、郭沫若、茅盾諸位；此外，與鍾敬文、翦伯讚、陳劭先、周鯨文、薩空了等，亦經常有來往。”（同上，123～124頁）不久，柳亞子發起“扶餘詩社”並自任社長，宋雲彬為秘書，鍾敬文等四人為幹事。第二年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擔任中央常委兼秘書長的柳亞子以“腦病未愈，實未能執筆”以及“開創之初，文告頗繁，懼不暇給”為由，寫信請宋雲彬相助，以便“渡此難關”（《柳亞子文集·書信輯錄》34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由此可見，宋雲彬與柳亞子雖然認識較晚，但是關係卻不一般。
二、柳氏“牢騷”的見證人
1949年2月底，柳亞子和宋雲彬等人應中共中央邀請，從香港起程，經煙台、濟南、滄州等地抵達北平。同行的還有陳叔通、馬寅初、包達三、葉聖陶、王芸生、張綱伯、張誌讓、鄭振鐸、曹禺、徐鑄成、趙超構、傅彬然、劉尊棋、沈體蘭等二十多位知名人士。也許是因為“翻身民眾開新史，立國規模俟共謀”（葉聖陶詩句）吧，一路上（特別是在船上）大家都異常興奮。為此，宋雲彬在2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午後一時許，輪始啟碇。微有風浪，船顛蕩，餘與徐鑄成、柳亞老、王芸生作雀戰，兩圈未畢，芸生已不支，張季龍（按：張誌讓字季龍）代之，未幾，餘亦頭昏昏思睡，則由彬然代之。”（《紅塵冷眼》，108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當時宋雲彬四十出頭，柳亞子六十開外，如果不是“六十三年萬裏程，前途真喜向光明”（柳亞子詩句）的話，他恐怕不會有這麼高的興致。
除了打牌之外，大家還組織了許多文娛活動。比如在3月1號的晚會上，葉聖陶以“我等此行”為謎麵，打莊子篇名一，宋雲彬猜中謎底（《知北遊》）之後，向葉索要獎品，葉以詩代獎，於第二天賦七律一首，柳亞子、陳叔通、張誌讓以和詩助興。那天晚上，宋雲彬與葉聖陶又在晚會上“合唱昆曲《天淡雲閑》一段”，並贏得大家掌聲（同上，108～109頁）。
在煙台登陸後，柳亞子還是異常興奮。每到一地，他都要在歡迎大會上“致答詞”，有時候東道主沒有安排，他也要“自請講話”（同上，110～111頁）。講話之後，還要高呼：“擁護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打倒蔣介石，打倒美帝國主義！”（《柳亞子選集》，1189頁）關於這段曆史，柳亞子的《北行日記》和葉聖陶的《北上日記》也有記載，可以相互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