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亞子一行是在3月18日抵達北平的。到了北平以後，柳的情緒開始發生變化。3月25日，宋雲彬日記第一次出現柳亞子發牢騷的記錄，他說：“今日上午愈之來，與柳亞老劇談，亞老近來興奮過度，又牢騷滿腹，每談必多感慨，恨無辭以尉薦之也。”（《紅塵冷眼》，115頁）查柳亞子當天日記，也有“上午，赴雲彬處與愈之深談”雲雲（《柳亞子選集》，1194頁）。這裏的“愈之”，就是著名文化人胡愈之。胡是一位“在公開活動中不以共產黨員麵目出現”的長期從事統戰工作的“特別黨員”（《胡愈之傳》，122頁，新華出版社，1993年版），所以他表麵上是以朋友的身份來訪，實際上很可能是奉命行事。
三、牢騷之一：是“革命先進”，還是居功自傲？
既然如此，胡愈之與他們談了些什麼呢？宋雲彬日記為我們提供了答案。宋說：“愈之談及張申府，謂張之大病在不肯忘其過去之革命曆史。彼與毛澤東氏在北大圖書館有同事之雅，周恩來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紹，遂以革命先進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實為一沉重之包袱，不將此包袱丟去，未有不流於反革命者。”（《紅塵冷眼》，115頁）
從宋氏日記來看，朋友棺聚，聊一聊名人掌故也是常有的事。不過胡愈之這次來訪卻不是為了聊天，而是要以此為例，奉勸柳亞子不要驕傲。顯而易見，根據柳亞子經曆和他的表現，說他以革命先進自居，背著沉重的包袱，好像不算過分。
柳亞子一貫以詩壇領袖自居。他在1945年曾說：“辛亥革命總算是成功了，但詩界革命是失敗的。……國民黨的詩人，於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麵，毛潤之一枝筆確是開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勞國事，早把這牢什子置諸腦後了。這樣，收束舊時代，清算舊體詩，也許我是當仁不讓呢！”（《柳亞子選集》，1084～1085頁）
柳亞子又以第一流政治家自命。他在1947年年底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從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談起》。盡管這篇文章沒有公開發表，但是卻非常重要，因為它表達了作者的自我評價。文章說：“老實講，我是中國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何況其他。”緊接著，他以中山艦事件和西安事變為例，來證明“中共也並非天神天將，至少有些地方不見得”比他高明。與此同時，他還借用李濟深的話——“不必每事都存心附和中共，但也絕對不能存心和中共立異”——來反駁郭沫若提倡的“尾巴主義”。（同上，584～586頁）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柳亞子的知己，宋雲彬並不同意胡愈之的意見。他在日記中說：人不忘其過去，才能愛惜自己的羽毛；張申府的問題，在於忘記過去。此外他與胡愈之共事多年，但是對胡的評價卻不高，他甚至認為“此公對朋友全無誠意”。（《紅塵冷眼》，188頁）看來，對於胡的規勸，柳亞子也未必能夠聽得進去。
四、牢騷之二：是政治家，還是文化人？
就在胡愈之來訪的那天下午，毛澤東飛抵北平，柳亞子等人前往機場迎接。幾天後柳寫下《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詩。盡管宋雲彬沒有記錄此事，但是從他的日記中還是可以看出，當時的柳亞子的確是牢騷滿腹。
比如4月6日下午，宋需要參加兩個會議，一個是新聞界在六國飯店召開的座談會，另一個是文藝界在北京飯店舉辦的招待會。為此，他先在新聞界座談會上坐了半小時，又前往北京飯店出席文藝界的招待會。到了北京飯店後，正好趕上柳亞子發言，宋發現柳的講話很不合適，便寫了字條去勸阻，柳亞子這才打住。
柳在會上究竟講了些什麼呢？宋在日記中有所記錄。他說：“柳亞老發言，述及彼與民革、民盟關係，餘急書一字條勸止之，亞老立即接受，其雅量可佩也。”緊接著，他還在日記中寫道：“亞老近來頗牢落。昨日羅邁報告畢，彼即發表冗長之演詞，曆述彼與民革關係及在民革之地位，結語則謂餘願歸入文化界，請羅先生今後不以餘為黨派人物雲雲。因羅氏今天未邀黨派人士出席，柳老作不速之客也。”（同上，118頁）羅邁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的化名，有關民主人士的工作由他一手操辦，他對柳亞子的牢騷應該非常清楚。然而他撰寫回憶錄的“四條原則”是“以集體為主、實事求是、重視總結經驗、對個人的活動持分析態度”（《回憶與研究》習仲勳序，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在其《回憶與研究》中沒有談到這些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