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座談會今日第二次開會，不去出席，此種集會絕不感興趣。（同上，121頁）
——周恩來在北京飯店作報告，由文管會以座談會名義邀請文化界人士出席，到者二百餘人，欲“座談”何可得也？（同上，125頁）
——晚有座談會，談編教科書，除聖陶有較深刻之見解外，餘人均尚空談，可謂白費時間。（同上，128頁）
盡管如此，參加座談會畢竟是一種政治待遇。因此宋雲彬對此也比較在意。有一天他和葉聖陶、傅彬然同時接到通知，說下午五時要開座談會，後來又通知會議改期，他便和傅彬然去遊天壇，沒想到他們一走，葉聖陶就被接去開會。類似的不信任時有發生，使他深感“北平非久居之地”。（同上，116頁）此外，他對有些人來到北平之後，一下子變得“滿臉進步相，開口改造，閉口學習者”（同上，126頁）非常反感，與此同時葉聖陶也有“上海解放後，必須南返”（同上，125頁）之意。
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的“從沈陽到北平”一章中，也寫了許多“意外的煩惱事”。這些“被誤解”、“受屈辱”的事情和宋雲彬的感覺、遭遇，可以作為柳亞子牢騷滿腹的旁證。
六、牢騷之四：經濟無方、幹部無能……
柳亞子“因病”休息後，還做了兩件引人注目的事。一是他以南社和新南社的名義，於4月16日在中山公園舉行聯合雅集，二是由他籌備組織的文研會於6月26日在中山公園成立。關於前者，盡管有周恩來、葉劍英、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參加，但是當局並不支持這種活動；至於後者，從宋雲彬於第二天寫給柳亞子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文研會成立也是柳大發牢騷的一個例證。由於這是一封鮮為人知的信件，有必要將它摘錄如下：
（上略）我有許多話很想跟您說。但自從搬出六國飯店以來，我們隔得太遠了，見麵時又常有許多客人在一起，無法暢談，現在隻好寫信了。第一樁事情，我覺得您的那篇《文研會緣起》寫得不大實際，而且容易引起誤會，容易被人當作把柄來攻擊您。例如您說“殘劫之餘，艱於匡複，司農仰屋，幹部乏材，國脈所關，敝屣視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繹一番，那麼，“司農仰屋”不就是說人民政府的經濟沒有辦法嗎？“幹部乏材”不就是說幹部都是無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嗎9最後兩句，不是說人民政府輕視文化嗎？幸而您寫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則流傳出去，被帝國主義者的新聞記者得到了，他們會立刻翻譯出來，向全世界宣傳說：“你們瞧，連一向同情共產黨的國民黨元老柳亞子先生都這樣說了，難道還是我們造謠言嗎？”亞老請您想想，萬一真的被反動派當作把柄來作反宣傳，您不是要懊悔嗎？（《紅塵冷眼》，136頁）
宋雲彬（1897—1979）
宋雲彬在日記中錄下此信之後還繼續寫道：“根據上麵所說的理由，我覺得亞老這次發起‘文研會’是一樁不必要的事情，同時覺得做的有點兒過火了。亞老有四十年革命曆史，沒有人不景仰。到過延安的幾位朋友曾經對我說，他們在延安的時候，一談到國民黨的老前輩像亞老、廖夫人、孫夫人，沒有不表示敬意的。”但是，由於亞老是一個感情勝過理智的人，特別是“自來北平後，精神亢奮，言動屢越常軌，而二三無聊之徒複圍集其周遭，圖有所憑借，餘故致書懇切規勸之。”此外，宋還對柳亞子屢發牢騷的後果做了分析。他認為這不僅容易使朋友們因為怕受牽連離他遠去，還會讓經常收到他的抗議書或介紹信的領袖們疏遠他。這樣一來，又會使他牢騷更大，心情更壞。（同上，136～1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