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寫好後，宋雲彬征求葉聖陶的意見，葉“連稱好極了”之後，才以掛號信寄出去。
需要注意的是，大概在1946年下半年，宋雲彬為《人物雜誌》寫過一篇題為《柳亞子》的文章，從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柳亞子從事文化活動的用意。文章說：“我們中國，曆來有許多尚名節的士大夫，每值豺狼當道，奸佞滿朝，政治敗壞，民生憔悴的時候，他們就用言論行動來伸張正義，辨別是非。例如東漢末年的士大夫，就和‘口合天憲，手握王爵’的宦官作了一番轟轟烈烈的鬥爭。……明朝末年，士大夫們為和閹宦奸黨鬥爭，紛紛立社，其中以複社為最著名。”到了清朝末年，情況比明末更壞，一部分士大夫又組織南社與惡勢力做鬥爭。從表麵上看，南社是文人的集會，事實上卻是一個革命集團。“加入南社的人，都是能做詩寫文章的”，他們的目的，不過是“借詩文來發揮民族思想，發揮自由平等主義”。（《人物雜誌三年選集》，77頁）正因為如此，在1949年那樣一個時代，文研會無疾而終，中山公園的雅集成為絕唱，就在所難免了。
七、牢騷複牢騷
四天以後，也就是1949年7月1日，宋雲彬收到柳亞子的回信之後在日記中寫道：“接柳亞老複函，謂‘辱荷惠箋，深感厚愛，昔稱諍友，於兄見之矣’然又謂‘事之委曲不盡然者’，則亞老仍未能了解餘之真意也。”7月4日，宋又收到柳的來信，“謂前函尚多意氣之辭，自在聽鸝館與周恩來等作一夕談後，日來魂夢都安，更覺心平氣靜矣。”據柳亞子《北行日記》，周恩來與他長談，是在6月28日下午。晚上周在聽鸝館設宴，張友漁、徐冰等人作陪，柳“頗有醉意”（《柳亞子選集》，1207頁）。7月8日，宋寫了一封回信，並在信末附有一詩：
屈子感情原激越，賈生才調亦縱橫。
倘逢盛世如今日，未必牢騷訴不平。
7月21日，宋收到柳亞子的來信與和詩，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那首《口號答雲彬》：
屈子懷沙逢亂國，賈生賦鵬值體明。
懺除結習我知勉，不作蘇俄葉賽寧。
盡管如此，柳亞子的牢騷並沒有結束。三天後，宋雲彬去頤和園看望柳亞子之後在日記中寫道：“亞老精神又由亢奮而轉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時候矣。柳太太謂餘言，亞老在故鄉有稻田千畝，解放後人民政府征糧甚亟，每畝口鬥口升，折繳人民幣，無垢因此售去美鈔六百元。又雲，鄉間戚友為無法繳納征糧款，紛紛來函請亞老向政府說情者，亞老皆置之不理。”這種狀況對於快人快語的柳亞子來說也許比較痛苦，但宋雲彬卻說：“此亞老識大處也，誰謂亞老有神經病哉。”（《紅塵冷眼》，143頁）
此後，雖然宋在日記中很少談到柳亞子了，但還是能看到柳的一些情況。比如1950年7月23日有“柳亞老仍在‘低潮’時期，連談話都無興致”（同上，201頁）的說法，到11月19日又有“亞老近來又大興奮，喜管閑事”（同上，211頁）的記錄。
有意思的是，無論柳亞子怎樣發牢騷，他的境遇都沒有受到太大影響；相比之下，柳亞子發牢騷時往往進行勸阻的宋雲彬，卻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這顯然是1958年柳亞子逝世時，宋雲彬在日記中沒有記錄的原因。
2002年4月